斗“钱”之旅

1,城市味道

2018年,中国的中高端产业和工作机会,仍然集中在4+7个城市:4个城市分别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是一线城市;7个二线/新一线城市为:成都、重庆、天津、武汉、杭州、苏州、南京。这11个城市占据了2017年全国城市GDP排行榜的前11位,占全国GDP的四分之一,高达25.22%。

据全国工商联《201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东三省仅有9家,同时期浙江和江苏分别有134和94家。另外新兴产业发展状况也严重滞后,辽宁省规模以上企业中设研发机构的只有2.7%,位居全国倒数第一,有研发活动的占4.5%,为倒数第二。在中国波澜壮阔的改革画卷中,东北地区却像一位耄耋老人,坚苦独行。

深圳不怕人多,因为有上海2000万人口的管理经验,但北京上海人口如果到了5000万,谁也不知道该怎么管理。这就是为什么整个中国都在放松户口控制时,中央仍然选择了对京沪两个城市“严加看管”。

从2013年开始,控制人口总量成为京沪两地政府的头等大事,北京市的“以水定人、以房管人、以证管人、以业控人”的政策,尽管屡遭诟病,但因为有效,一直在用。那些从北京上海流出去的人,还有去不了京沪的人,最后去了哪里?答案是往广州、深圳这些一线城市走,因为京沪人口零增长的拐点2015年,恰恰是广深人口增长率向上的拐点。

瑞典人有近一个月的年假,无论父母都有近500天的产假,大部分人每周工作40小时且从不加班。灵活时间工作制是企业常态,但瑞典人仍然会花一小时吃早饭、喝咖啡聊天、刷脸书,为正式的开工预热。再加上午休,一天下来至少要用掉两小时摸鱼。

人的能量需要循环,不能持续消耗。如果一味地消耗自己,身体和精神上都会不堪负荷,那些让你太过在意的东西,反而会更快地失去。得失心太重,不是一件好事。心平气和下的努力,才更有效率。

搭2号线,你可以从“江苏”跨越到“南京”;乘12号线,你将从“陕西”一路穿到“桂林”;坐上4号线的列车,你还能到“西藏”……搭了一趟上海地铁,仿佛穿越了大半个中国。

实际上,这种独特的命名方式和上海对道路的命名是相呼应的。上海是一座现代化的都市,很多中心城区是近百年来才发展起来,地标性建筑比较少,所以很多地铁名就以道路作为名字。

受英租界时期“凡南北走向的街道以各省名称命名,东西走向的以城市命名”的规则影响,上海的道路网路变成了一张摊开的“中国地图”,而这一网络也被延伸到地铁站的命名中。

中国农村跟日本农村的趋势会很像,只是远远还没达日本的阶段。现在日本农民的收入高于城市平均水平。为什么还是流到城市?农村它没有相应的文化娱乐设施,没有人口集聚,享受不到现代城市的福利。日本农村以老人为主,是典型的老人社会。

中国也面临这样的现实问题。农民一定会老龄化,年轻人一定向往城市,这个规律是不可逆转的。人离开农村之后,农村劳动生产率会进一步提高,更少的人拥有更多资源,用更多现代化设备打造现代化农业,其实对农村发展是有好处的。我们不能说是农村凋敝,而是要说农村新格局会逐步形成。这也符合全球大的趋势。

在没有前途的小城市,买房加杠杆就相当于亏本投资。买一套是命,得认,买两套就是蠢,千万别再蠢上加蠢。

1亿欧元对法国这样的国家不是什么巨款,但巴黎圣母院尚且如此,更何况其他文物。连结构和雕塑都无力修缮,更何况消防支出。只是火灾发生后,法国富商皮诺家族宣布,将提供1亿欧元帮助圣母院重建!这不由得令人感动之余而顿起疑惑:这个国家的财富究竟在谁的手里?

火灾发生后,马克龙第一时间发出豪言:要重建巴黎圣母院。可是一个连维修的费用都要靠捐款的国家,一个如此之多问题需要解决的国家凭什么去重建?即使真建起来了,又如何防止悲剧重生呢?

灾难发生后,许多人纷纷感叹,法国流年不利,多灾多难。确实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法国引起世界瞩目的都是悲剧。

几十年来由于种种原因法国和欧洲一直在走下坡路,全面衰落,就如同一个即将散架的机器。前不久,意大利的桥倒塌,伤亡众多,震惊整个欧洲。基础设施落后已经是西方的普遍现象。那些曾经支撑西方的价值观和理念已经日渐消亡,类似于意大利和法国的悲剧还会越来越多的上演。现在对欧洲最含蓄的批评就是它已经变成一个博物馆,除了让人凭吊和观赏,已经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巴黎圣母院的烧毁对法国和西方的打击是巨大的,因为它们很快连博物馆的地位也没有了。

法国前总统蓬皮杜的一句话作为本文的结尾,这句虽然说的是法国,其实也是今天西方的写照。蓬皮杜在宣布戴高乐去世的噩耗时说道:“戴高乐死了,法国变成了寡妇。”

巴黎圣母院的悲剧就是这句话最新的写照。

2,人物生平

冯新亮,1980年生于黄山市歙县霞坑镇鸿飞村,父母都是农民,在生产队下地挣工分,小学都没有毕业,典型的出身寒门。

为了培养孩子,冯新亮的父母不辞辛苦到上海打工陪读,白手起家开办“鸿飞汤圆”,他们勤劳朴实,每天三四点起床,晚上深更半夜劳作。

受到父母的影响,冯新亮不断努力,读研时自学德语,自己联系研究所读博士,自己争取全额奖学金,为后来的科学之路打开了通道。

冯新亮2004年获得上海交通大学化学化工学院硕士学位,同年赴德国马普高分子研究所深造,2008年获得博士学位,受聘为德累斯顿工业大学讲席教授 ,2011年受聘担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2017年,因为在石墨烯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他与德国科学家克劳斯·米伦共同分享德国2017年度汉堡科学奖。

汉堡科学奖主办方认为,冯新亮和米伦的研究增进了人们对石墨烯的认识,且二人以应用为导向的研究,有助于开发能量密度高、充电时间短、稳定时间长的电池和超级电容器。(汉堡科学奖由汉堡科学与人文学院于2009年设立,每两年颁发一次,旨在奖励对社会应用有重要意义的高水平研究。)

据上海交通大学官网显示,冯新亮教授是美国化学会会员、德国化学会会员、德国Mainz高分子会会员,担任美国自然科学基金,德国DFG自然科学基金,欧盟ESF基金,以色列自然科学基金,意大利自然科学基金等评审员。

到目前为止,冯新亮发表学术论文260余篇,在国际顶尖化学和材料学术杂志 (影响因子>10)发表共计100余篇。

作者点馒: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很忙,要想别人能抽空帮助你,首先得让对方看到自己身上的价值,这是我在中学就明白的道理。

在我小升初时,因为家庭住址没能进师资力量雄厚的一中,得知一中校长是我爸小学同学后,我求他去说道说道。

我爸领着我去了,校长通过秘书知道我们的来意之后,见都没见。回家后我特别生气地说:“不帮就不帮,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爸当时的回答我现在都记得很清楚,他说:

"我们有求于人,人家就是了不起。记住啦,你认识谁没用,重要的是你自己是谁。只要你自己肯用心上学,在哪儿上课都一样。"

最后,我不情不愿地去了一所普通中学,初中三年里,别的同学还不知道读书的意义是什么,每天浑浑噩噩的时候,我就在为让别人知道我是谁而努力。

那年的中考,我考了全县前三,县里所有高中的领导人都到我家,让我去他们代表的高中入学,有免学费的,有给奖金的,其中就有一中的校长,他见到我爸热情地叙着旧,说有什么难题,都可以找他。

我爸那天问我,有没有一种报复成功的快感?

我自问没有,因为随着自己年纪的长大,明白三年前的校长没有做错什么,只是没有为不值得的人打破规则,三年后,他也是在为招生做本职工作,也没错。

他一直都没变,变的是我自己,变得对人有价值,有了选择的余地,而不是等着别人拉一把。很多时候,怪人不讲情谊,怨人不给面子,不过是因为自身没有价值,你的情谊和面子都不值钱。

古语有云:岭深常得蛟龙在,梧高自有凤凰栖。人脉的多寡和深浅,其实不在别人的身上,而藏在自己身上。自己变优秀了,不用急着刷存在感,就会吸引相应的资源到身边供自己选择。

作者风中散发:巴黎圣母院着火了,估计全国有很多人要发朋友圈感慨没去看过,错过美好。这种语言表达出什么样潜在含义呢?那就是,我有能力去,但是,太忙了,没去看过,挺遗憾的。事实上,遗憾个屁,就是为了装一下罢了。

996,这个破事,能炒作的如此厉害,我也是无语了。周鸿祎说的对,拿996说员工有创业精神,就是虚伪。公司又不是员工的,股东是各位大佬,员工的确就是用工资来买断时间罢了。

之前,马老师还挺直接坦诚,把工资和奖金的本质说的赤裸裸,让人敬佩。用创业精神来扯淡加班,完全是虚伪,没有必要。领工资的,说到底,就是没胆量自己单干,没本事放弃高薪工作,不得不在工作岗位上生存罢了。爱不爱工作,是一码事。创业精神,是另一码事。两码事,硬要往一起说,的确就是忽悠了。

任何人,都不能确保在运用语言的过程中,不施加技巧。回避问题,躲过矛盾,粉饰语言,有时是必须的。太多的虚伪,太多的废话,这样的人,不值得深交。没有人愿意跟一个废话机器浪费时间,人与人之间沟通、交易,需要的是效率和真诚。

在中国的科技公司中,华为是最真诚的。股权,都是大家的。加班,不干滚蛋。没有这种冰冷的理性,也不存在敢跟美国叫号的科技巨头。相比之下,其他公司,就别吹创业精神了。虚伪,是显而易见的。

如何说话,是一种高深的技巧。不说,是基本。说,就要到位。似说非说,那是蠢货。在恰当的时机,把恰当的话说到位,是一门学问。大多数情况下,人说的都是废话。

平时,朋友之间扯淡、吹水,都是必须的。但关键时刻,如何有效的对话,的确是功夫,不是轻易能练出来的。问题的关键,还在于背后的人性。

3,CFA证书前途光明

CFA持证人年收入:美国,19万美元;英国,20万美元;新加坡,11.3万美元;中国香港,13.6万美元;加拿大,10.8万美元,中国内地现有数字是14.9万美元;全球平均为17.8万美元。

按照国际标准,CFA持证人的平均年薪,从61210美元(助理金融分析师)到145810美元(首席财务官)不等。CFA持证人的年薪范围根据其工作职能主要分成以下几个区间:

投资组合经理:59492—162747美元。

金融分析师:40801—95414美元。

投资分析师:44347—117280美元。

高级金融分析师:40801—95414美元。

首席财务官:74922—239545美元。

北京:对CFA持证人在个税方面给予优惠待遇,持证人可申请办理本市户口,其子女可在京参加高考,录取时与北京市户籍考生享受同等待遇。

北京市为吸引和鼓励金融紧缺人才在北京发展出台了16项政策。其中,明确指出对于持有CFA、FRM等资格证书的,在个人所得税方面给予优惠待遇,并对于来京工作的可办理调京手续并办理本市户口,其子女可在京参加高考,录取时与北京市户籍考生享受同等待遇等方面给予照顾和便利等。该政策于2011年2月1日开始以金融街作为试点先实施。

成都:CFA人才,凭3年以上用工合同,直接送5万元安家费。

成都,作为连续4年蝉联中西部经济发展的榜首城市,一直以来都有着中国金融第四城之称。成都有1 800余家不同种类的金融机构,其中被金融人喜爱的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机构也达到200多家,外加500多家的基金、融资、贷款等机构,使得天府之国对金融类人才的需求急剧增加。

为此,成都市政府每年设置专项资金用来实施成都市人才引进和培养计划。而对于CFA持证人等金融类人才,凭3年用工合同证明,可直接享受5万元的安家费。而且如果你不但是CFA持证人,还是成都市政府急需的金融类领军型人才,那恭喜你,等待你的是住房、医保、职称、薪资、创新创业、配偶安置、子女入学等一系列福利待遇。

厦门:CFA领军型人才,5年以上工作经验,可享受一次性50万元安家费。

提起厦门,首先想起的是它的旅游业,但作为东南沿海重要城市之一,金融一直也是厦门重要的城市产业支柱之一。为此,厦门每年对人才吸引和培养的经济投入也毫不含糊。和成都一样,对人才引进方面它们比较直接,就是给钱!而且,相对于成都,更是大手笔。

在金融领域,只要你是金融类稀缺人才,安家补贴从25万元起步,高的到50万元。在厦门,人才被分为三档:领军型人才、重点紧缺人才和紧缺人才。而相对应的福利是50万元、40万元和25万元的安家补贴。

而针对金融领域从业者,原则上只要取得硕士学历,年龄不超过50岁,在相关行业有5年以上工作经验,业绩突出并持有CFA资格证书的,即领军型金融类人才。而这也意味着,只要符合上述条件的CFA持证人,留在厦门就业即可获得50万元的安家补助。

除了成都与厦门外,对人才引进的优待方面,直接给钱的还有宁波、天津等,其补助也是领军型人才直接补贴30万元,而宁波更是开出补贴期限为3年的优厚福利。

南京,作为六朝古都,对经济的发展更是不遗余力。在对待人才引进方面,更是考虑周到,直接从住房着手。你们送现金,那我就直接房补。在市政府出台的《南京市人才安居办法(试行)》中明确指出,C类人才在本市安居共有4种优惠政策,即申请共有产权、人才公寓、住房补贴、购房补贴。而在申请购房补贴时,实际购房金额的50%都可申请补贴,高的可达170万元。

而对于C类人才的标准,与CFA相关的具体要求是,持有CFA资格 证书,且正受聘南京经营性总部金融企业或一级分支机构担任公司副职以上的高管人员、首席分析师者或首席经济学家,2年以上者。

重庆:安家补助高达200万元。和送钱的不止成都一样,送住房的也不止南京。山城重庆,在人才引进方面也是毫不犹豫。行业领域三档划分,对人才的激励,低的年薪60万元起,而住房补贴高的可达200万元。CFA作为第三档领域人才,按照ABC三类划分,年薪60万元起步。

另外,在2018年4月,在送房福利上南京和重庆遇到了大敌——珠海:正式出台《关于实施“珠海英才计划”加快集聚新时代创新创业人才的若干措施(试行)》的政策。其中,600万元的住房补贴更是达到了送房福利的新高。

根据CFA协会公布的新数据来看,我国除港澳台外拥有约4 500名CFA持证人,其中大部分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一线城市CFA持证人为3921位,占中国内地总量的九成,而香港地区的CFA持证人数为7379位,台湾地区为491位,澳门少一些,只有37位CFA持证人。

4,奋斗吧!

在"你最后悔的事情"的调查中,被调查的老人92%的人后悔年轻时努力不够,导致一事无成。所谓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青春的大好时光总是流逝得那么快。

而在青春岁月里,又常常碰到那么多的诱惑甚至陷阱,当你猛然醒悟时,也许白发早生,才发现自己竟然一事无成。

多数人都遵循着一种从众的生活态度,别人学习他也学习,别人工作他也工作,别人娱乐他也娱乐,自然的,别人得到什么,他也不可能得到更多。要想得到别人得不到的东西,就需要付出别人不愿意付出的代价,尤其是在你年轻的时候。

所以,趁着你还有时间、有精力、有体力去努力的时候,赶快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计划吧。然后开始百折不挠地按照这个计划去一步步推进,你终究会获得成功。

一个人考了好大学,人们会说这是他努力的结果;一个人事业成功,人们会说这是他努力工作的结果。可是如果一个人买彩票中了大奖,这又是为什么呢?答案是没有任何原因,这完全是一个随机事件。

总会有人买彩票中奖,而这一期彩票中奖,跟他是不是好人,他在之前各期买过多少彩票,他是否关注中奖号码的走势,没有任何关系。若一个人总是买彩票,他中奖的概率会比别人大点吧?的确,他一生之中中一次奖的概率比那些只是偶然买一次彩票的人大。但是当他跟上千万个人一起面对一次开奖的时候,他不具备任何优势。他之前所有的努力,对他在这次开奖中的运气没有任何帮助。

一个此前没有买过任何彩票的人,完全有可能,而且有同样大的可能,在某一次开奖中把最高奖金拿走。中奖,既不是他个人努力的结果,也不是“上天”对他有所“垂青”;不中,也不等于任何人与他做对。这就是“随机”,你没有任何办法左右结果。

加班会挤压睡眠时间。而人体无法对抗自身的生理极限,疲惫的时候不得已,只能靠摸鱼来缓缓。据统计,以一天7小时睡眠为准,每多睡一小时=少摸3分钟。每少睡一小时=多摸至少9分钟。我们从小受到的训练,最长也不过3小时就会休息,这也是多数人注意力的极限,加上两小时职场琐事,两小时摸鱼,8小时以外的工时全是无效功。想要9甚至12小时持续鸡血,抱歉只有戏精做得到。经常加班的企业很容易陷入恶性循环:加班多-睡得少-摸鱼多-事变多-更加班-睡更少-事更多。

关于娱乐:如果你把精力放在游戏,娱乐的火与水之中,一天到晚游泳的鱼,游啊游,游上岸,最终就成了他人餐桌上的一道美味,水煮鱼。你缺的是悟性!

任何朋友都是暂时的,只有利益是永恒的。敌人变成朋友多半是为了金钱,朋友变成敌人多半还是为了金钱。

就算你的朋友再多,人脉再广,其实真正对你好的人,你一辈子也遇不到几个。

她说快到三十岁的时候,内心充满了恐慌,觉得自己成为了大龄剩女,介意周围人的眼光,在感情基础不是很稳定的时候仓促进入了婚姻里,进入婚姻后发现两个人的价值观、生活习惯等很多方面不一致,她说如果我当时不着急结婚就好了。

没有任何人会成为你以为的今生今世的避风港,只有你自己,才是自己最后的庇护所,再破败,再简陋,也好过寄人篱下。

你可能会诧异何以马云、刘强东这样层次的企业家,何以会不懂得以工作时长而非工作业绩考核员工表现的荒谬,何以不懂得战术的勤奋无法弥补战略的懒惰的道理?何以不懂得创新能力来自于主观能动性与宽松的氛围,而不来自于几乎没有生活空间的996?

其实,鼓吹996不过是一种变相的人力成本压缩,反映了互联网红利期消失、创新过剩、“重复造轮子”现象愈演愈烈的行业现状。很显然,996的普及化将会进一步推高全社会的失业率水平,拉低劳动群体的平均所得,乃至进一步降低年轻人的生育意愿,从而使中国经济的产能过剩与消费不足问题更加突出。

996成为政治正确与中国互联网职场上的“年龄歧视”是一体两面,鼓吹年轻至上早已成了一种政治正确。因为年轻人一直是消费主力,而中老年群体则始终面临着消费不足的问题。所以,讨好年轻人、不顾中老年人体验的“过度创新”大行其道。然而,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即便消费主义再怎么鼓吹,陷入借贷消费泥潭的年轻人也很难再支撑起中国互联网的高速成长与创新过剩。而996的普及化正在进一步加速人口红利的消失,让中国的出生率持续低迷。

更何况,伴随着养老金结余的提前耗尽,中年时期的消费不振在80、90后一代身上只会愈演愈烈,这种“透支性工作、透支性消费”正在透支中国经济的未来。实际上,马云所鼓吹的这种“年轻时拼一把”的奋斗价值观,不过是对于劳动力剩余价值的“竭泽而渔”,无论是从身体状况、自我提升、代际培育等角度来看都是不可持续的。在短期内最大化“攫取”员工价值之后,这些公司就一把把35岁以上所谓“混日子”员工踢出了大门,让全社会来承担劳动力维护、休养更替的成本。

这不是一两家公司的自然选择,而是整个行业的“合谋”。正因如此,互联网从业者的“职业生命周期”被大大缩短,35岁之后要么晋升要么沉沦,而沉沦的是沉默的大多数,这只会让中国年轻人以外的消费市场进一步塌陷。

人生之三心二意:顶级的人生,莫不在三心二意:好奇心,好胜心,平常心;情意,善意。

关于努力:这是一个古老到,你再活500年,它还是个爆款的话题。但现在多数人已经不相信天道酬勤了。不是天道不酬勤,是你从未真正努力过,努力到无能为力。动动手指,搬几块砖,累得满头大汗,腰酸背痛,你认为这就是勤奋了,这是你认知的逻辑,但不在上天的认知逻辑里,没有交集,哪来的相信。

5,任正非华为管理

强调加班文化的华为,在刚刚过去的2018年里付出的对价是人均年薪60万起。而之所以程序员们在今天开始被“激怒”,是因为那些仿效巨头实行996的公司们,如今给不出相应的工资补偿,又不再拥有梦想的加持。马云说过一句著名的话:员工离职,只有两个原因:钱没给到位;心里委屈了。从去年年末创业公司有赞宣布实行996,结果却陷入法律与道德的双重困境,到今天程序员们在GitHub社区里“揭竿而起”,如今的“科比鸡汤”已然堪比砒霜——“你见过洛杉矶凌晨4点的景色吗?”“他已猝死于凌晨3点”。

任正非曾向华为人推荐过一篇报道《不眠的硅谷》,里面这样描述硅谷科技企业的员工:“这些编程人员、软件开发人员、企业家及项目经理坚守‘睡着了,你就会失败’的信条,凭着远大的理想,借助大杯大杯的咖啡,他们会坐在发出荧荧光线的显示屏前一直工作到凌晨四五点,有时甚至到6点,而不是舒舒服服地躺在床上。”美国科技企业的辉煌来自先行者们的拼搏,让美国在信息技术领域战胜欧洲的是争分夺秒、不知疲倦、追求极致的创业精神,硅谷绝非每天上班四个小时喝喝咖啡就能轻松赚钱。

华为能够在通信领域后来居上,将诺基亚、爱立信等竞争对手打得片甲不留,靠的是华为人的努力。华为的管理看似冷酷,但对员工的关爱并不少,只不过这种关爱是通过薪酬而非所谓福利来表现。华为三年以上的员工就可能获得配股,每年都能享受到公司的分红,这比一些天天鼓吹996,只强调风险而不给回报的公司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尽管华为的文化和制度广受质疑,但排名靠前高校的毕业生中,选择华为的人数逐年增加,非常说明问题。市场是有效的,华为虽然加班多、压力大,但华为的岗位仍然有竞争力,原因是华为给到了对应的报酬,所以中国最聪明的一群人愿意选择华为。对他们来说,职业的收入和发展比生活的安逸更重要。

和华为一样,加班在特斯拉也是寻常事。特斯拉奉行的是一种非常激进而冷酷的企业文化,可以说是最原教旨的资本主义。公司为了实现目标而竭尽全力,最严格的要求和最果断的执行力成就了伟大的产品和伟大的企业。特斯拉电动汽车量产的速度大大超过了人们的预期,凭借天马行空的计划和恐怖的执行力,将传统车企远远甩在了后面。

员工恨的从来都不是加班和压力,而是没有回报。特斯拉这么变态,但是最优秀的人前仆后继加入,看重的是在这里的成就和回报。能够实现梦想的舞台,从来都不是轻松的,有人选择安逸,有人选择突破自我,双方擦肩而过。

CNBC:您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里面待过,而且也经历过中国的困难时期(包括大饥荒)。在这段时期,您学到的哪些东西帮助了华为初期的成长,塑造了您管理公司的理念?

任正非:当我们公司还是“毛毛虫”起步的时候,爱立信已经是非常大的公司,二十多年后,爱立信的CEO问我:“你怎么胆子这么大,敢迈这么高的门槛?”当时通信行业门槛特别高。我告诉他:“因为不知道有门槛,我就迈进来了,迈进来以后才知道门槛高,但是退不出去了。”

虽然我经历了中国大饥荒的时期,也经历了大饥荒以后经济恢复的时期,也参加了中国引进法国的大工程。对我来说,有什么人生启迪呢?就是“吃苦”。因为太苦了,所以什么都不觉得苦,创业初期的苦就算不得什么了。我们年轻时没有什么理想,不是想穿一件好衣服、读一个好学校,我们的理想就是吃饱饭。

后来参军以后,我们在东北建设辽阳化纤总厂,当时是从法国引进的世界先进设备,自动控制水平很高。当时东北零下二十多度,我们的房子是很简陋的土坯房,多数房子都漏风。

晚上在宿舍里,一定要有一个战士轮流烧火,如果火灭了,可能大家都会冻僵。一边是这样艰苦的生活,一边是高度现代化工厂的建设,就是“冰火两重天”。

但是对我来说是很兴奋的,毕竟在中国文化革命时期不重视技术、不重视文化、不重视知识的时代,我们碰到一个必须要有知识、必须要有文化、必须要有技术才能完成的工程。生活极端艰苦,工作极端世界先进化,对我的人生是有很大锻炼的。那时我们检验不了外国的设备,中国也买不到一些检验仪器,我就发明了一个仪器。今天看来这个仪器不算是什么技术创新,但是在那个时代算是一个小小的不错的发明。正好碰到中国改革开放,要重视技术、重视人才、重视文化了,我刚好有这样一个发明,就被国家放大成一个大成就,给了我一个较高一点的地位。

但是这个地位还没有坐稳,我就遇上了大裁军,全部集体转业,那我又落下来了,重新走市场经济的道路。

任正非:我从小就没有什么兴趣爱好,主要是因为家庭贫穷,唯有的兴趣爱好就是看书、做作业,或者找一些报纸的边角纸来解解方程。这种兴趣爱好帮助我在文化革命时期,通过数学的推演设计了一种仪器,这种仪器后来又被国家高度肯定。作为我个人来说,对科研是有所感觉的,因为我做了小项目。

当我们公司走进电信大门时,开始是帮人家代售机器,赚点小钱。后来人家不给我们代理了,我们就利用代售机器的经验去做了40门用户交换机,只能供40个用户以下使用,这种交换机可以给酒店、小单位使用。因此,我们是从两台万用表和一台示波器开始做,逐步走上这条路。

此前,在集体转业后,我栽过跟头,不懂市场经济,让人骗走了钱,后来我创办华为后,替前公司还了不少债。打官司,请不起律师,我阅读了大量法律书籍,使我理解了市场是两部分组成的:一个是货物,一个是客户,货物和客户之间交易就是法律。我们不可能拥有客户,只能拥有货物,要懂得法律。我通过自学懂得了法律,然后集中精力研究货物,就要搞科研,自己研究才能产生货物。

CNBC:谈谈您的管理风格。您在面向内部员工进行演讲时,经常会使用一些军事用语,包括战斗性语言,这对您来说是一场战役吗?

任正非:我讲的是压强原则。坦克可以走过柔软的沼泽地,但是在一个很坚韧的地方,针是可以扎进去的。我们公司是投资有限、技术有限……样样都有限,如果我们做一个很宽的面,一定不可能成功。我们就像“针”一样,盯死一个地方,针是可以戳进去的。用了这个压强原则,我们把它比喻成攻克一个“城墙口”,几百人冲锋对准这个“城墙口”,几千人冲锋对准这个“城墙口”,几万人、十几万人还是对准这个“城墙口”冲锋,每年炸这个“城墙口”的研发经费已经达到了150-200亿美元。

所以,我们公司很熟悉一个名词,叫做“范弗里特弹药量”,这是美国将军发明的。我们对准这个口“轰炸”,逐渐在一个窄窄的面开始领先西方,这样我们有了市场基础,就有了资金积累;资金积累以后,我们还是不分散,集中对这个“城墙口”进攻,所以我们逐渐在这个窄窄的面上开始领先了市场。

其实所有西方公司都这样做,比如微软只做Windows和Office,Intel只做芯片,亚马逊、Google也只做很窄的领域。美国公司不像中国公司一样办很多企业,但是每个企业都不优秀,美国公司就是在一个窄窄的面上前进,其实我们是向美国公司学习。为什么会用一些术语呢?因为术语最简单,容易让大家明白。我们要解释商业上的行动,没有好的名词来形容,就借用了这些名词。

CNBC:您这种军事化风格的演讲方式让华为员工充满了干劲呢,还是有时候被军事化的演讲风格所吓到了呢?

任正非:我认为,被吓到的人应该也很多,因为我们历年的离职员工有16万人。现在公司总员工数是18万多人,经过华为公司这个门的总人数有30-40万人。大家为什么能接受?因为要产生粮食、要创造成果,不然就养不活自己。养不活自己就不可能生存,所以大家就习惯了这些名词,也不存在被吓到的问题。

CNBC:任总,我们再来看看其他一些针对华为的批评。有些政府批评华为和中国政府的关系问题,他们也提出了一些关切,跟您原来作为共产党员的经历有关,也会说这对于华为的运营意味着什么;还一些国家的政府提出华为有可能帮助中国政府从事间谍活动,存在这样的风险。其实这都是非常强烈的批评,对于这些批评,您如何回应?

任正非:我们在中国是一家中国公司,首先要遵守中国的法律,第二要向中国政府缴税。我们和中国政府的关系主要是以上两点。我们在别的国家有很多子公司,也是这两点,遵守所在国家的法律,在这个国家缴税。如果我们在170多个国家没有缴纳税收,没有遵守这个国家的法律,我们在那个国家也不会生存下来。主要是这两个原则。

我们的财务报表,是由KPMG审计的。至于中国政府是否给我们提供了支持,在财务报表上会有反映的,KPMG不会有意识去刻意隐瞒。所以,我们还是靠自己的力量成长起来的。

CNBC:刚才提到华为会在其他国家遵守本地的法律,现在外界也有批评人士说中国通过了国家情报法,强制要求中国的企业在中国政府提出要求的情况下,配合国家情报工作,如果中国政府或者其他国家的政府要求华为把网络中的数据提供给这些政府,华为会怎么做?

任正非:第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表态“中国政府一贯要求中国企业遵守国际规则和运营所在国法律法规。中国没有任何法律要求企业安装后门或收集外国情报”。

第二,李克强总理最近在人大会议的记者招待会上,又再次明确了这个问题。4月12日,李克强总理在克罗地亚参观“16+1” 展览会时,又叮嘱我们员工“网络一定不要装后门”。这应该代表了国家领导人的态度,所以我们不可能去做这些事情。

华为公司不会接受谁的指示去装后门。在170多个国家中,如果我们在任何一个国家出现安装后门的丑闻,可能我们在170多个国家的销售就萎缩了。销售萎缩以后,大量员工可以辞职走了,剩下我这个不能走的人背负几百亿的债务,怎么偿还?偿还不了,就有人天天追债,这种日子好过吗?所以,我们绝对不会听谁的指示去安装后门,这是绝对不会有的事情。

CNBC:任总,您刚才花了很多的篇幅,在谈华为和中国政府之间保持距离。但是现在已经看到,中国政府的高级官员有时代表华为在进行对外发声。您觉得这种事情对华为是有用的,还是实际上分散了华为的注意力?

任正非:第一,作为一个领导人,看到自己国家有一个好企业,有一些自豪感,是可以理解的。第二,华为现在处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在美国极端打压下,美国政府可以说华为不好,那中国政府也可以说华为好,这是一个平衡的问题。过去就没人帮我们说过话。

现在中国政府说我们好,我们不一定卖得动产品;但是美国政府说我们不好,反而让全世界都知道华为好。一百多年来,美国怕过哪个国家、哪家公司?美国什么都不怕。美国太强大了,怕一个小公司,别的国家说“你的东西真的那么好吗?连美国都害怕了,干脆不要测试了,我们直接下单买你们的吧”,有钱的石油国家就是这样买的,美国帮我们宣传,它们就大量买我们的产品。

因此,美国对我们的宣传是正面的,他们到处说华为不好,这么伟大的人物关心这样一只“小兔子”、“小老鼠”的问题,那这只“小兔子”、“小老鼠”一定很厉害。

CNBC:您刚才的意思是说美国害怕华为吗?任正非:不害怕,到处宣传干什么呢?CNBC:您觉得现在华为是不是美中贸易争端或者美中关系中间的人质?

任正非:第一,我不清楚美国的发端是什么,他们到底想怎么解决贸易争端。但是我认为,我们解决不了中美两国争端的问题。两个大“球”碰撞时,我们最多像“西瓜”一样,一挤就碎了,对中美贸易起不到什么作用。

第二,我们在美国本来就没有什么销售,美国说“不准销售”对我们没有什么影响,加关税也没有影响。如果美国认为我们是一个抓手,他们可能抓错了。另外,我们解决不了中美贸易的争端,因为我们没有什么销售,对中美关系没有什么影响。中美两国谈判中,我看到所有的谈判都没有“华为”两个字,所有新闻中都没有“华为”,双方都不提,这就说明华为不重要,对中美解决两国关系不重要。我们还是要靠我们自己去解决和美国的关系问题。

CNBC:美国现在还是面向它的盟友国家,包括欧洲的一些盟友国家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如德国、英国也要求他们禁止使用华为的设备,当然现在这些国家有不同的想法。您认为,现在欧洲面向华为还是持开放的态度?还是一旦一个国家真正禁止了华为,整个欧盟都会统一步伐?

任正非:第一,我们和客户之间的交往已经三十年了,客户对我们的了解是比较充分的。第二,消费者有自我选择的标准,不是以政治家的号召来选择商品的标准。因此,对我们来说,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欧洲短时间有挫折,但不会造成影响。

我可以简单告诉你一个数字,今年一季度我们终端销售的增长超过70%,网络设备今年一季度增长15%。也就是说,我们还在增长,并没有衰退,说明对我们没多大影响。

欧洲国家想多考虑一下,我认为是正确的。德国也提出了一个方法,希望全世界建立一个统一公约,就是所有设备厂家都不能安装后门,都应该签“无间谍行为”的协定,我们坚决支持拥护。全世界都应该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装后门就是犯罪,我们支持拥护。

当我们和德国政府谈协议时,我们还不知道党中央领导也是这样的态度,我们是本着自己的良心谈的。杨洁篪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讲话,李克强总理在人大答记者提问,在克罗地亚参观展览时亲自给员工讲“不准装后门”,因此我们认为,我们和德国政府的交流是可以得到政府支持的,我们也愿意推动德国政府和中国政府签订一个网络安全的协定,遵守欧洲网络安全标准、遵守GDPR的要求。

未来五年,我们的研发经费将超过1000亿美元,要完成网络重构,除了网络极简、网络安全、隐私保护等实现外,销售收入要从今天1000多亿美元提升到2500亿美元左右,我们要实现这个目标。我们这样的努力,是不是让欧洲也能理解我们?如果理解我们,也会买一些;如果不能理解我们,可能就不买,那么我们就卖给别的国家,市场适当收缩一点。

CNBC:孟晚舟现在正面临美国提出的引渡要求,自从她去年12月份被扣押之后,您感觉如何?

任正非:我认为最主要的问题,一个人是否有罪,第一点是有没有事实,第二点是不是有证据。这些事实和证据在法庭公开透明的情况下晒出来,这时再做出公正、公平的判决。我们认为这是解决问题最根本的方法。我自己认为可能他们没有那么多证据,也没有那么多事实。

因为我们公司自创建以来,就是“夹着尾巴做人”的,不觉得我们自己有什么可骄傲的东西,可以凌驾在任何国家的法律、任何国家的技术上。如果我们不遵纪守法,可能一天都活不下来。现在已经进入司法程序,我们相信司法程序能解决这个问题。更何况美国和加拿大的法律是公开透明的,也是公正、公平的,因此我们等着法庭对这个问题做出结论。

CNBC:孟晚舟毕竟是您的女儿,女儿被捕之后,您作为父亲的个人感受是怎样的?

任正非:儿女大了,他们成长太顺利了,受点磨难应该是好的。“没有伤痕累累,哪来皮糙肉厚,英雄自古多磨难”,我认为这个磨难对她本人也是巨大的财富。经过这些困难,有利于让她意志更加坚强,成长更加有利。

CNBC:之前您提到在孟晚舟被扣押之前,曾经提出想要离开公司,对于她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涯的发展来讲,她的下一步是什么?

任正非:我不知道。我以为网络上已经传遍了她想离职的事情,我就随意地说出来了。后来别人告诉我,是她给我写的一封信上提到她想离开公司。但是现在她受磨难以后,反而不想离开公司了,因为她觉得公司太艰难了,她理解了公司的艰难,要共渡这个艰难。

她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这架伊尔2飞机,被打得千疮百孔还在飞行。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架伊尔2轰炸机,被地面炮火、空中炮火打得破破烂烂的,还在飞行。她现在的处境就是这样的,如果返航了,就是英雄了,我估计她将来有可能会当英雄。

CNBC:我想再问一些关于美中贸易战的问题。加拿大代表美国政府扣押了孟晚舟,您觉得孟晚舟在中美贸易战中是不是被作为了一个人质?任正非:也许吧。

CNBC:您之前说华为不应该成为美国和中国关系的抓手,特朗普总统之前表态有可能介入孟晚舟的案子,作为美中贸易谈判的一部分,您会欢迎这样的做法吗?

任正非:不知道。因为特朗普怎么想,没告诉过我。记者:您有没有尝试过主动联系特朗普总统来进行交流呢?任正非:我不知道电话号码。

CNBC:谈到特朗普总统跟中国的谈判,有人说特朗普总统成功地让中国政府在贸易谈判上让步。您觉得中国政府在跟美国的这一轮谈判上,是否面临着很大的压力?

任正非:我不是政府官员,我也不清楚政府谈了什么。我只关心自己的生产增长。至于政府谈了什么,让了什么,获得什么机会和利益,我不知晓,也不关心。只希望中国政府政策越来越有利于发展生产,有实力了,就不怕谈判。

任正非:5G polar码技术不是华为发明的,是土耳其的一位数学教授发明的。Erdal Arikan教授在2008年发表了一篇数学论文,2个月后我们的科学家看见了,花十年时间做成了今天的5G标准。

美国认为很厉害的这个标准,是从土耳其教授的一篇数论文转换成的新技术标准。我们未来在这方面的投资还会增大,解决超额利润分配的问题。我们不会分给员工,员工变得肥肥胖胖的,就跑不动了;也不能分给股东,股东太有钱,太重视资本利益,不行,要合理。我们要把钱更多放到前端投入去。

CNBC:刚才提到苹果、乔布斯,在中国特别是在技术行业,您也被认为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商业领袖。乔布斯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更大,您的影响力在国际上为什么没有达到像乔布斯那样的水平?您觉得原因是什么?

任正非:因为我不懂技术,也没什么发明。CNBC:但是您打造了全世界最大的电信设备公司。任正非:我既不懂技术,也不懂管理,也不懂财务。我就提了一桶“浆糊”,把十八万员工黏结在一起,让他们努力冲锋,这个功劳是十八万员工建立的,不是我一个人建立的。我不可能享受像乔布斯那样的殊荣。有时候国家想给我荣誉,我就觉得很惭愧,事情不是我做的,怎么帽子要戴在我头上。

CNBC:您未来迟早会退休的,现在已经制定好了继任计划吗?任正非:我们的治理章程很清晰地表达了公司将来的迭代更替秩序,可以提供给你们。迭代更替是有秩序的,不在于我来指定谁做接班人。不要担心华为没有接班人,接班人太多了,唯有孟晚舟不会接班。

CNBC:之前有人问您未来三十年之后,您对于华为的愿景是什么,您当时的回复是说两三年看不清楚,怎么看出二、三十年。还是想问一下,未来几年这个行业会出现哪些大的技术发展?

任正非:我认为最大的技术发展是人工智能的实验和应用。公司发展的方向,一是把联接做到世界最好,5G也是连接的一部分;二是在边缘计算上也做到世界最好,对超级计算和中间计算这种大型计算我们不做,只做边缘计算。另外,我们在存储领域正在和很多厂家合作,也争取做好。未来在边缘计算上,不是把CPU做到存储器里面,就是把存储器做CPU里面,这就改变了冯·诺依曼结构,存储和计算合而为一,这样速度快。当然,大型设备中还是离不开计算、存储等分开的结构的。再者,未来我们也争取为云的社会做出贡献。

6,r人口

如果从现在开始,停止一切外来人口的流入,到了2040年,上海的人口将下降到1900万。数量上看没什么,但人口结构的问题就大了,60岁老年人将达到惊人的41%,而这个数字现在是17%。所以,限制外来人口流入就是一个城市的慢性自杀,总量控制的思路是行不通的。但另一方面,如果放开人口控制,去维持一个合理的年龄结构——最核心的指标是20~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保持在现在的70%的水平,那么2040年,上海的人口应该是多少呢?答案是5400万!比现在整整多了一倍。

原因不难猜,出生人口下降导致的老龄化社会,必须要引进同样多的年轻血液,才能平衡这个结构,但实际管理中不可能只流入年轻人,结果必然是全年龄段的增长。东京就是一个例子,由于出生率低迷,日本是全球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但东京都市圈却始终保持70%的劳动人口比例,其原因就是其他地区的人口不断地迁入。5400万人口,这是地球上从未出现过的“超级大魔都”,到底是产生空前的管理难题,还是创造全新的城市经济形态?谁也不知道,毕竟中国发展到现在的规模,接下来的路,大多数都没有前例可循。只有一点可能肯定,一旦人口与户籍控制的思路发生改变,相应的,土地政策、产业政策、公共发展政策等都会发生变化,而这些都是以往京沪城市发展的一道道“紧箍咒”。

“从人口总量的角度看,我国的“少子化”、“老龄化”趋势已毋庸置疑。90后比80后人口少3,100万,00后又比90后少4,100万。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对冲掉城市化率继续提升带来的新增需求。而人口总量的变化,所影响的绝不仅仅是房地产的需求。2018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创出新低,乘用车、部分家电产品更出现了销售量的大幅下滑,都在一定程度上佐证着人口趋势对经济的影响。”——万科2018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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