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变化知实质

1,婚姻是利益互换

为什么有钱男人娶老婆,还要斤斤计较。因为婚姻原本就是利益互换啊。尤其是想嫁豪门的女孩子,你得先想清楚,你有什么筹码,可以跟对方交换。

这里的筹码未必是钱,但一定是相对等价的,让人感觉划算、值当的东西。比如,权力、才华、人脉、美色、名誉等,否则人家凭什么娶你呢,扶贫吗?

会社:女人想嫁有钱男人,男人就不想娶有钱女人了吗?想啊,想得要命。我一个国企的朋友告诉我,他就想娶个领导的女儿,老丈人随手提携几波,人生少奋斗二十年,多么惬意!事实上,我的确认识一些靠妻子娘家发迹的男人。凭借着老丈人的人脉和资源,轻轻松松改变阶级。

你可以瞧不起这种行径,但谁又能否认,这是一条快捷的“躺赢”之道呢?就像俗语说得好:“女嫌男穷,是明晃晃的。男嫌女穷,是暗戳戳的。”如果可以选,谁不想娶个白富美呢?

好了,我知道部分人,要开始骂人了。但在你骂人之前,先扪心自问,如果结婚会拉低生活质量,你还愿意结婚么?

大家都是人,你会这么想,男人也会这么想。这也是我无数次在文章中说的:别把男人看得太高,人性的弱点是共通的,不存在性别差异。

2,公务员性价比最高在工作中

股社:这次春节我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参加了表妹婚礼。表妹家里条件挺好的,大姨和姨夫住的是4层独栋,这在我们当地也算稀罕,表妹本身也争气,大学毕业后连续考了几个单位,先是被银行录用,但之后又考中一个更吃香的单位,就去了后者。

表妹夫身材挺拔,面相堂堂,我吃饭喝酒的时候聊了一下,北京211大学毕业,如今也在老家的体制内谋职。另外听我妈说,表妹夫家里还办了个小企业,想必也是颇有家底。

这场婚事门当户对,在老家属于top10%家庭的强强组合,未来孩子出生后的发展路线不出意外,大致就是哲商小学、台初附中、台州中学,至于高考能考到哪,就看孩子自己能耐。

顺便说一句,我当年也是这个发展模板,我小时候家境也还好,只不过后来遭遇变故,剧本从easy模式调倒了hell模式,这里就不多展开了。

在我家乡这座小城市,特别有钱的老板二代,和特别有势的官二代毕竟是少数,排除在外,普通人最最最吃香的职业,莫过于热门单位里的公务员了。

我曾写过一个微博,感叹现在浙江公务员的收入可观,很多外地的网友听了都半信半疑。我因为爷爷、外公都是离休干部,所以我家族里的亲戚几代人,几乎都在体制内谋职,再加上我的同学很多也都进了体制,所以我接触的样本不少。

这边普通的单位科员,收入差不多10万左右的样子,有些年资或者混到副科的,拼拼凑凑就能摸到15万的边。

吃香一些的单位,普通科员就能15万+,有年资或者有级别的,20万+也是水到渠成。哦对了,浙江这边的民间风俗是年终奖给的特别重,一般会占年收入的20%-35%,企业给年终奖,体制内也给的。以至于我刚去北京工作的时候,公司过年仅发了一个1000元红包,我巨失落,回家都不和老妈聊年终奖。

注意,你不要以为浙江这边富,人人都有钱,事实上我查过我家乡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就3万左右,我还联系的一些初中同学,他们虽然也在体制内,但没有编制,是签合同的临时工,收入一年大概就5-7万。

所以在小城市,体制内的铁饭碗依然有极高的性价比,只要别和做大买卖的老板比,无论是收入数量还是收入的稳定性,都明显高于社会平均水平。

我一个同学目前级别是正科,他就一边开着车一边笑呵呵的和我说,体制外就算用50万年薪的岗位挖他也不会去的,万一干几年企业效益不好被裁了就悲剧了。

这就是大城市和小城市就业环境的区别,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一辈子干过七八份工作都挺正常的,被裁掉只要赔偿给够了,不见的是坏事。我当初被上司刁难2个月被迫辞职,结果2个星期后就找了个薪水+30%的新工作。

但在小城市,优质的就业岗位,尤其是体制外的岗位太少。

我的家乡临海有7家A股上市公司,你不要因此就觉得会有大量高薪的岗位。台州这边的企业主要是制造业,不像京沪那些互联网高科技公司有那么多的高薪岗位,这里的上市公司通常只有最顶层的高管(20人以内)收入在50万以上,中层干部普遍也就10-25万,至于底下干活的员工就不提了。

我翻了一下,更有个别节俭的上市公司高管待遇是这样的(见图)。外省人对浙江人的印象大都是聪明、勤劳、会做生意、有钱、爱冒险。

确实,浙江这边民营经济发达,在体制外做生意的人巨多,只要事业有个小成,一年50万以上的多如牛毛,百万以上也不在少数,要不然台州这么个弹丸之地也不会有52家上市公司。

但绝大多数本地人还是普通的安逸市民,他们不愿意承担过大的商业风险,选择去单位或者企业上班打工,这才是小城市的主流。

他们中最舒服的是在热门单位当公务员,收入高,有社会地位。其次是家里经营着不错的小生意,收入较高,但不稳定也没社会地位。再次是在效益好的事业单位里发展,稳定安逸还能挣钱。然后是冷门衙门里的公务员,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接下来就是没有编制的临时工,待遇和正式工有跨越不了的鸿沟,但只要别犯大的错误也不太会被辞退,这种大都是子女成绩很差,父母有些门路,托关系给谋个饭碗。

再往下就是各种给私人老板打工的上班族,苦倒是不苦,收入就别提了。小城市里青年男女择偶,明里暗里差不多是这一个台阶一个台阶顺下来的。

3,任正非对研发思路阐述:分产品阶段,对用队伍跟踪创新

任正非:首先解释一下我们的轮值制度。如果公司某一个人有绝对权威,随意任命干部,其他人又不得不承认,这样公司的用人机制就会混乱。我们公司有三个最高领袖,一个人说了不算,必须要征求其他两个人的看法和支持。他们三个人的思维方式达成一致以后,还要经过常务董事会讨论,举手表决,少数服从多数;常务董事会通过以后,提交董事会表决,也是少数服从多数。这就制约了最高权力,维护了公司干部体系的团结,避免了个别领导不喜欢的干部在公司受到排斥。

这个决策过程是慢的,四慢一快。董事长代表持股员工代表大会对常务董事会进行运作规则管理,监事会对其行为进行管理,这样我们就形成一个机制——“王”在法下,最高领袖要遵守规则制度。“法”就是管理规则。第二,“王”在集体领导中,不能一言堂,他可以提出意见来,通过大家集体表决,这样控制最高领导层不会冲动。我们从上至下的行动之所以非常一致,有一个制度“立法权高于行政权”。社会有种传统说法“县官不如现管”,立法权就被架空了,我们强调立法权大于行政权。我们建立规则时,广泛征求了基层干部意见。可以批评、可以反对,制度形成后就必须被执行,不执行就要被免职。

任正非:迭代更新。比如我们现在要攻一个“山头”(指产品),主攻部队集中精力攻克“山头”,他的精力是聚焦在现实主义的进攻,“山头”攻占下来,他已经消耗殆尽了。我们还有第二梯队,不仅考虑“山头”,还要考虑“炮火”延伸问题,比如攻下“山头”下一步怎么办、未来如何管理、武器还有什么缺点需要改进……他要在更宽的范围内改进作战方式。

第一梯队“打完仗”以后,可能就分流了:有一部分人员走向市场、服务、管理……有一部分人员继续编成新队伍前进,和第二梯队融在一起,拓宽了战役面。分流到其他地方的人不是不行,攻下“山头”,他是最明白产品的人,在市场里是先知先觉,在服务里是最明白、最有能力的人,在管理里是吸取了总结的经验教训,这个人的成长根据他个人特性也充满机会。

第二梯队在冲上去时,已经不是用“步枪”、“机关枪”,他带有“坦克”、“大炮”……各种新式武器进攻,所以进攻能力更强。

第三梯队,研究多场景化,攻打“大山头”和“小山头”的作战方式不同。比如,市场需求有东京、北海道,还有北海道的农村,这叫多场景化。不能把东京的设备放到北海道的农村去,那太浪费了。同一个产品在对应不同客户需求时,出现不同形态,至少把成本和能耗降下来了。

第四梯队,从网络极简、产品架构极简、网络安全、隐私保护入手,进一步优化产品,研究前面进攻的武器如何简化,用最便宜的零部件造最好的设备。第四梯队根据第一、二、三梯队的作战特点,简化结构,大幅度提高质量与降低成本;加强网络安全与隐私保护。在表彰的时候,我们往往重视第一梯队,攻下“山头”光荣,马上给他戴一朵大红花。其实第四梯队是最不容易做出成绩的,他要用最差的零部件做最好的产品,还面临着零部件的研发等一系列问题。如果我们对第四梯队一时做不出成绩就不给予肯定,就没有人愿意去做这个事情。

总结起来,我们研发就是几句话:多路径、作战队列多梯次、根据不同客户需求多场景化。

4,交谈中:任正非是在没有退路中,才有今日华为辉煌

吉田社长:感谢您的介绍。听说华为是这样一种发展:国内先从农村开始,逐渐向县级、市级、省级……发展市场;海外全球市场,从落后国家到发展中国家,最后再打入发达国家。是这样的发展模式吗?

任正非:不是,从农村到城市不是我们的战略,这是媒体自己的包装宣传。最初,我们的产品达不到高标准,卖不进去发达地区。其实我们一开始就想攻进“东京”,但是进不去,不等于我们把农村作为战略目标。如果把农村作为战略目标,即使我们把农村做好了,照样进不去东京。所以,我们在往“东京”前进的过程中,有些地方做不出来,但是可以先“沿途下蛋”。如果我们把眼光只盯着落后市场,成功以后再来盯发达市场,当你把农村做完时,就已经被时代抛弃了,因为时代发展太快。产品做好了,谁买就卖给谁。

吉田社长:听说您是在44岁创业,是否当初就定好目标,华为一定要成为全球第一的厂家?

任正非:没有。40多岁创业是因为人生换了一次轨道,中国大裁军,整建制把我们部队裁掉,然后我们就要走向市场经济。从军队转业的我,不熟悉市场经济,活不下去,就要找一条活路。被裁军以后,命运是很难的,我是亲身体会的。当时是如何生存下来的问题。

从人生的高位跌到谷底,我自己要生存,还要养活父母、老婆、孩子,找不到地方用我,我也不甘心,就只有走向创业。创业时我没钱,我们家夫妻总共领了3000元人民币转业费,但是注册一个公司需要20000元人民币,就需要去集资。所以,成立公司时我一分钱都没有了,初创时,我自己的工资是每月500元人民币,需要养活全家人。我早期的目标,是要生存下来。

当时我们并不了解这个世界,也不懂得通讯这个产业。所以,从小就想做伟大领袖,一创业就想做世界第一,这不符合实际。人一成功后,容易被媒体包装他的伟大,它没看到我们鼠窜的样子。创业时压力巨大,生存条件很差,完全不明白市场经济为何物,刚从军队出来,认为赚别人的钱,是欺骗行为。经过几年的发展,开始走入快车道。越快,矛盾越多,各种问题交集,完全力不从心,精神几近崩溃。

2000年前,我曾是忧郁症患者,多次想自杀,每次想自杀时就给孙董事长打个电话。当时我知道这是一种病态,知道关键时刻要求救。承受不了这么大的社会压力。国外有些年轻的大公司CEO,他们发展比我们快,现在也承受不了压力,问我是怎么过来的。实际上每个人、不同时间的心理状态都不同,我们过去根本没想到要做世界第一的问题。有时候我说“要活下来”,并不完全指经济,还包括思想。外界神话我们,是不合符真实的,真实是我们很无奈。

直到2006年,服务员们请我在西贝莜面村吃饭,我们坐在大厅,有很多内蒙村庄的农民姑娘在唱歌,我请她们来唱歌,一首歌3美元。我看到她们那么兴奋、乐观,这么热爱生活,贫困的农民都想活下来,为什么我不想活下来?那一天,我流了很多眼泪,从此我再也没有想过要自杀。

那时,我们才把战略目标调整过来,华为几千人、几万人、十八万人一直聚焦在同一个“城墙口”冲锋,每年研发经费150-200亿美金,全世界没有一个上市公司愿意投入这么大笔钱到研发。这个时候才萌生要为全人类服务。最近十来年,我们才下定决心要走向世界前列,但不是世界第一,“第一”是社会上给我们编造的。外界为了互联网的点击率,在描写时都想把我们神话了,“在母亲肚子里就想称霸世界、小学成绩好、大学有理想、当兵想当将军……”

实际上我初二以前贪玩,成绩并不好,父母管不住我们。后来我当兵时,也不算优秀的军人,我的家庭出身不是贫下中农,得不到重用。我没有想过要当将军这件事,当年做出成绩后,我曾梦想过国家是否能给我中校军衔,结果裁军让我的梦破灭了。所以,我重新再做一个梦时,不可能一开始就梦想得很伟大,我们是走过非常崎岖的道路以后,才开始明确了自己的发展方向。

其实我并不聪明。我母亲是一个小学校长,每次放学都牵着我的手回家,途中告诉我哪些同学成绩好,如何好。那时候我没有感触,直到今天我才明白当时母亲是在“炼钢”,恨铁不成钢,当初麻木到一点不明白,傻乎乎地度过了人生。网上别神话我,我也许是无能才这么开放。

吉田社长:非常感谢您坦诚了各种想法,您非常谦虚。您刚才说,为了生存下来才创业,为什么会选择通讯领域呢?

任正非:我们选择通讯,完全是偶然,不是必然。我们当时认为,通讯产业很大,只要小小做一点,就能活下来。我们却不知道通讯产业这么规范,技术标准这么高,也许走向其他产业,我们的人生会轻松一些。但是,我们已经走上这条路,当时如果退回去,一分钱都没有了,还要面临着还债,所以只有硬着头皮走下来。

正好碰上1990年代世界电子工业在转型,从模拟电路转到数字电路,数字电路比模拟电路简单很多,我们小公司也能做一点事情。日本在模拟电路非常成功,如果当时我们去做运算放大器,简直没有可能。脉冲电路,小公司也有一点可能性了。那时,全世界整个通信包括电子工业,都处于落后状态,落后的产品还有一点市场。所以,在跟随世界发展的过程中,我们逐渐赚了一点点钱,成长起来的。选择通信,不是英明,而是我们确实不知道这条路有多难。如果我们早知道通信如此之难,可能还要付出自己的生命代价,那时我们就不走这条路了。

因为中国开放改革时,各种机会都很多,也可以选择走其他道路。所以,选择通讯是偶然,走上这条路,就没有后退之路了。上次我与台积电张忠谋交流,他问“为什么我们俩走的道路不一样?”我说,第一,台湾开放早,他有20多年在美国留学和工作的经历,看过美国大电子产业是如何成长的;台湾比内地早发展20多年,积累了资本,所以台湾政府能给他提供2亿美金创业。中国在开放改革之前,基本没有大工业,也没有积蓄过人才和经验,更没有积累起资本,当我们创业时,政府不仅没钱资助我们,注册公司时还需要交2万元人民币。

第二,80年代中期,世界走上电脑时代后发展非常快,我们是不明白电脑的,年青小孩也不明白,但是他们年轻,如果不把他们拥抱进来,就无法完成新陈代谢的迭代。他们进来以后,如果对待像“农民工”一样砌一块砖给1元钱,他们肯定会离开,我们的技术就没有积累。我们就发明了一个方法,把股票分给大家,大家认为“长城”每一块砖都有他的份,走了就没有啦,所以大家都留下来了,同时公司通过股票认购也积累了一些资本。当时是一个权宜性措施,没想到后来成为一个机制。

公司早期,我们有一些员工并不能干,但为什么股票多,因为我没钱给他发工资,就给他发股票。当然,我们现在有规范的配股机制,但是早期没有机制,工人也拥有很多股票。内部股份制,也是在当时没有环境、没有条件产生的机制,经过20多年的完善,现在变成了已经很有战斗力的机制。所以,与台湾、日本不一样,我们是典型的穷人又没有知识和技术的创业模式。那个时候,我们是穷人,面对新的信息社会,我也算没有知识的人,我必须要去拥抱知识、拥抱资本,只能采取这个方法。

吉田社长:通讯行业变化非常大,也是非常快的。2000年左右,IT泡沫崩溃,一些通讯行业的大公司也发生很大变化,比如摩托罗拉没了,阿朗有很多整合,诺基亚相比之前衰弱了。您对海外的通讯大企业有什么看法和评价呢?

任总:IT泡沫破灭时,我们也处于非常严重的危机,不仅是外部危机,还包括内部危机。那时我们的思想系统、管理系统和行政系统都还是一盘散沙,不少人拿着公司的资源去外部创业,不承担公司的风险、责任,这种情况也是存在的。外部的风险,我们与所有西方公司一样,遭遇了市场的滑铁卢。我们在忍无可忍的情况,召开了400人的高级干部大会,学习了德国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什么叫领袖?在茫茫的黑暗中,发出一丝丝微光,照亮前进的道路,引导大家走出黑暗。当时我们是濒于崩溃,这400多人团结起来了,在公司最困难的时候,走出了这个困境。这种悲惨的状况,我们才过去十五、六年。

我们派出了一大批人员去到海外争取市场,欢送他们走向海外的标语口号是非常悲壮的,“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壮士一去可能就不复返了。那时,整个非洲处于动乱和战争环境。在俄罗斯这个国家,我们换了四任总裁,第四任总裁做出了全球第一个外贸合同——36美金,我们是从那种情况起步的。今天我们能达到1100亿美金销售收入,不要忘了有“36美金的辉煌”。

吉田社长:今天您的讲话对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我想带几个观点回我们公司。比如您刚才提到,虽然“以客户为中心”,但不完全100%听客户的声音。又如您刚才说,选择通讯行业不是必然,而是偶然,对于我们来说,比较吃惊。

任正非:我本身不是学通讯,大学是学的建筑专业,所有电子技术都是我自学的。大学毕业以后,我的第一个职业是养猪,那个年代大学生要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刚好我被分到炊事班养猪,就是利用那段时间我自学的电子技术。因此,选择通讯行业是偶然的,对这个行业太不理解,以为好做,就挤进来了。中国房地产蓬勃发展,我应该选择当个包工头,挣钱还快一些。吉田社长:从对世界贡献来看,幸好您选择的通讯,是选对了。

高桥洋(索尼中国区总裁):听说您很少接受媒体采访,有一个普遍看法,公司领导接受媒体采访会对公司品牌有好处。您对媒体采访和品牌的关系有什么看法?任正非:品牌最根本是诚信,而不是宣传。我主要是比较害羞,不敢出席大会,不善于接受媒体采访,可能镜头一对准我,我就傻了。我不善于系统性表达,点对点的提问回答可能还比较擅长。我接受达沃斯的采访,其实是被骗去的,当时他们只是说闭门会议,我以为就像跟你们这样面对面开会,直到采访前一天晚上才知道是全球直播。

5,郭明台与王传福之斗富士康

2002年,郭台铭还沉浸在代工业收益颇丰的喜悦中,有一天王传福到台湾找到了他,让他帮比亚迪做电池壳。外界当时对王传福的评价是:低调踏实,一心只埋头做事。郭认为一个做手机电池且老实的一个人,能跟我闹出什么幺蛾子?于是他乐呵呵的带着王传福去参观了富士康工厂。

第二年郭台铭笑不出来了:400多名员工“跳槽”去了比亚迪,今天人还在富士康厂子里,结果第二天全跑比亚迪去了,其中像柳相军这样处于主管高位的人还带着保密文件一起前去。当年去过比亚迪工厂的人出来后都说有一种身在富士康的错觉,在业界,比亚迪还多了个“小鸿海”的称号。

自己研究搞出来的产业链与流水线被人“复制粘贴”,分摊订单分摊品牌效应,连两大手机巨头客户诺基亚、摩托罗拉都被人给忽悠了过去,郭台铭将比亚迪给告到了法庭。只是这场看似胜负鲜明的官司,最终以比亚迪几位员工锒铛入狱而草草结尾。好在郭台铭抓住了乔布斯,而王传福的代工产业却随着诺基亚与摩托罗拉等的失势,夭折在智能手机崛起之初。比亚迪只好跑去造车,一造就到了今天。

来源:憨厚的木讷,本文观点不代表自营销立场,网址:https://www.zyxiao.com/p/127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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