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中华民国史 《思想的转变:从改良运动到五四运动, 1895至1920年》笔记戊篇

在第一代改良主义者的思想中,净化宇宙论的诠释,首先包括了变化的种种可能性,而后是论证的适应变化的必然性。不过思想家用代替的办法,强调宇宙运动中的道德目的,还认为这只是自然主义和社会历史的过程。对乙方的强调,并不是对另一方的否定。19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传统政治秩序的崩溃,早已为人所共识。到1911年,革命终于成为事实。这是进化论有机主义者的臆说,日益成为改良主义后继者的负担。中国的君主制因为政治上的失败,遭受过多次严厉的批评。但其曾经是神圣的制度,象征着中国价值体系和社会政治秩序。中国中央集权制度的崩溃,目标,无原则和无效率的,民国,是其明显的后果,并令人深感沮丧和不安。

由于儒家神圣的精神规范与社会政治制度之间联系的减弱,许多知识份子从进化宇宙论异说的哲学立场,转向进化自然主义的立场。进化宇宙论的观点是综合的,既接受科学,但也作为儒家道家自然界基础。就形而上学来说,其作用比科学更具有根本性的。进化自然主义的观点是西化的,赞成当代物理学宇宙模式。

进化自然主义在相当程度上,成了激进思想家专有的理论,其中包括边缘的激进共和派革命者,也有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对辛亥革命前发展起来的思想体系,大事颂扬,赞美历史上的革命对制度的动摇,并认定社会革命是历史进步的基本要素。这个理论在辛亥革命前夕得到迅速发展。

“精神东方”和“物质西方”,是作为新传统主页文时华丽的口头禅而被广泛流传,归因于其双重的传递和矛盾信息。一方面,这个词汇似乎暗示了整个宇宙和世界秩序的有机进化。你方面,咋又暗示着不是两种并列的实体,而是也行爱上货象征的方式,勾划出精神价值必须居于社会-政治之上,并且是与其分离的。新传统主义经过“五四”时期的发展,前一种哲学的内涵逐渐取代了后一种哲学的内涵。

在 1898年的改良运动和五四运动之间,共出现了三个新传统注意流派,每一个流派都有企业是儒家思想和古代传统适应现代条件的策略。第一种是国粹派,成员主要是就是学者和政治活动家。国粹派以历史学的发展来阐述民族主义的观念,证明民族主义也是保存中国文化遗产的基本手段,并支持反满反帝的政治运动。其按儒家的古典信条重新塑造民族历史的努力,这反映了清末教育改革的变化,是古典知识与仕途分离开来。于是知识起了新的作用,学者也发挥了新的社会功能。

第二个新传统主义的流派,是由梁启超领导的。梁启超企图界定和维护植根于历史之中的“国性”,可以在中国古代人际关系和自我修养中找到社会道德。与“国粹”的历史一样,“国性”也受进化法则的支配,但其价值却来源于只过去的有机联系,而其变化又被断定是与其特性相符合的。梁启超在辛亥革命后创办的刊物《庸言》和《大中华》,成了辩论的论坛。辩论者纷纷援引社会的证据,来推断民族心理的优点与缺点。

第三排的人,对五家的精神信条在现实的意义十分关注,其中有一些是追随康有为的人。康有为自带1898年改良运动初期之时,就提倡儒家违法定的国教;民国初年,于是吸引了有组织的追随者,游说在宪法中写上“宗教条款”。许多倾向儒家哲学的人,在宗教的进化社会学中寻求支持,称其信仰在历史上是先进的,不像原始宗教信仰充满迷信和强烈的超自然色彩。争论的双方有一些共同之处,都认为儒家是依然在发挥作用的现代信仰体系。

所有这三种新传统思潮流派,共同具有的主要特征:是怀疑主要的西方道德价值—把竞争的个人主义,追求物质财富及功利主义等同起来。作为反应,全部含蓄地认为中国价值观的核心,正是与西方道德价值关相对立的。

发表评论

登录后才能评论
联系杨振
联系杨振
侵权联系 投诉举报
分享本页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