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

一,人口迁移

影响人口迁移的因素有很多,比如自然、地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相关理论有拉文斯坦迁移法则、推拉理论、发展经济学二元结构理论等。从长期和根本看,人口流动的基本逻辑在于人随产业走、人往高处走。因此,决定一个区域人口集聚的关键是该区域经济规模及该区域与本国其他地区的人均收入差距,即经济-人口分布平衡法则。理论上,在完全的市场竞争和个体同质条件下,较高的人均收入将不断吸引区外人口净迁入,直至该地区人均收入与其他地区持平。

  静态地看,当区域经济份额与人口份额的比值趋近于0时,表示该区域人均收入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口很可能呈净迁出状态;当该比值等于1时,表示该区域人均收入等于全国人均收入,人口净迁入规模很可能接近于0;当该比值趋近于+∞时,表示该区域人均收入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口很可能呈净迁入状态。动态地看,当某区域经济-人口比值处于1附近,但该地区经济增长快于全国平均水平时,人口仍将净迁入,呈现一边经济高增长、一边人口净流入的基本平衡。

  在短期,由于经济波动幅度多明显大于人口增长速度,经济-人口比值受经济波动的影响更大。在长期,由于市场不完全竞争以及城市之间、个体之间等存在明显差异,因而当城市发展比较稳定时,其经济份额与人口份额的比值虽不能等于1,但将保持在1附近的水平。

  在实践中,由于产业结构差异,经济-人口比值高的地区并不一定人均收入都高,比如以能源、重工业等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城市可能呈现GDP份额和人均GDP高、但人均收入实际一般。而在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城市,人均GDP与人均收入的相对排序往往比较一致。

  总的来看,工业发展需要集聚,所以工业化带动城市化,人口大规模从乡村向城市集聚。服务业发展比工业更需要集聚,所以在城市化中后期,人口主要向一二线大城市、大都市圈和区域核心城市集聚。

二,北上广深的人口调控

2013年以来,北京市、上海市开始大幅加强人口调控,控制人口总量甚至成为地方政府的第一要务。北京市提出以水定人、以房管人、以证管人、以业控人等。北京市、上海市的人口调控措施主要包括收紧落户审批,清退一般性产业特别是高能耗产业,疏解部分非核心功能,对群租房、地下空间、城乡结合部等联合执法开展综合整治,上调公共服务价格(水、天然气、共同交通)等。受此影响,北京市常住人口增量从2011-2013年的年均51.0万人降至2017年的-2.2万人;上海市常住人口增量从2011-2013年的年均37.5万人降至2017年的-1.4万人。但是,人口集聚可能会在短期由行政力量主导,但在长期仍将决定于市场力量。

  与此同时,广州、深圳的常住人口增量大幅增长。广州市常住人口增量从2011-2013年的年均7.2万人增至2015-2017年的47.3万人,深圳市常住人口增量从2011-2013年的年均8.6万人增至2015-2017年的58.3万人。其中原因除广州、深圳自身的经济增长速度相对较快外,可能还在于北京、上海人口调控“赶人”的影响。

三,北京与上海的城市定位

目前,中央对北京的功能定位是“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要求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中央对上海的功能定位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中心和文化大都市,要求至2035年基本建成、2050年全面建成卓越的全球城市,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从人均GDP看,北京、上海虽在国内领先,但远低于国际先进城市。以扣除延庆、怀柔等生态涵养发展区的北京都市区人均GDP计算,仅相当于纽约、巴黎、伦敦都市区的不到40%,东京都市区的约一半、首尔都市区的约2/3;

而上海市的人均GDP比北京还稍低一些。从经济份额来看,由于中国是大国,北京、上海不可能像巴黎、伦敦、东京和首尔都市区那样占本国GDP25%以上的份额,但可以大致参照纽约都市区。目前,纽约都市区的经济份额约8%,远高于上海市的3.6%、北京都市区的3.4%。因而,在北京、上海建设国际都市或全球城市的目标下,可以推测其经济份额未来不可能大幅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预测,经济-人口分布的内在平衡动力将驱动北京上海未来人口显著增长。如果严厉的人口控制政策被长期执行,即便最后控制住了北京、上海的常住人口,但很可能会有比现在更多的人口居住在周边、通勤就业,也即北京、上海都市圈人口显著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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