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河坝战役的历史地位和意义

论三河坝战役的历史地位和意义

作者:杨汉卿

  三河坝战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部队入粤后经历的一次异常激烈的战斗,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又一次重大的军事行动,是朱德率领的八一起义军一部、广东党组织、当地农军和民众共同抗击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光辉范例,是在革命的探索和实践中起义军实现革命战略和军事战略转变以及开辟中国革命新道路的重要转折点。三河坝战役后起义军经过一系列整顿,为党和中国革命保存和培养了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在党和人民军队的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一、三河坝战役是南昌起义的继续和发展,是一次惊天地泣鬼神的英勇战斗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上海、武汉、广东等地的国民党反动派,相继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由于反革命的血腥屠杀和中共党内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的危害,致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遭到惨重的失败。在此危急的关键时刻,为了挽救中国革命,中共中央决定在江西南昌举行以”建立民众的工农政权为目的,以实行土地革命为目的”的武装起义。这次起义昵确指出了中国革命的政治方向,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和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开始。南昌起义的胜利,使国民党反动派大为震惊。蒋介石和汪精卫纷纷调兵遣将,包围南昌,”讨伐”起义军。在这种情况下。八一起义军根据中共中央的预定计划,迅速撤离南昌,挥师南下,目的是”先得潮、汕、海陆丰,建立工农政权。如情势许可,自以早取广州为佳”,再举北伐,完成中国革命。中央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决定,是认为在广东号召农民暴动,实现土地革命,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的条件较好。正如南昌起义前敌总指挥叶挺在起义军由瑞金向广东迸发时《告第二方面军同志书》中所说的:”欲维持我们生存以为革命奋斗,也必找着个内不受军阁所包围。外不受帝国主义所封锁的地方。全国八省惟有广东适合这个条件。广东为总理40余年从事革命的根据地,它的地理及社会均较适合于革命的生存。”八一起义军2万余人8月3日至5日分批撤离南昌,取道临川、宜黄、广昌南下广东。9月18日进抵广东大埔县城。20日,实施前委汀州会议分兵军事决策:周恩来、贺龙、叶挺等率领主力顺汀江、韩江而下,向潮州、汕头进发;第9军副军长朱德率领第11军25师和第9军军官教导团共约三千多人,据守三河坝,阻击梅县、闽西来敌,掩护主力南下。国民党钱大钧部3个师约两万余人,由梅县松口乘船沿江而下,气势汹汹地扑向三河坝。

  三河坝坐落在粤东梅江、汀江、梅潭河三水交汇处的大埔县境内,它的中心点叫汇城,北来的汀江和西面来的梅江在这里汇合故称汇城,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朱德副军长和25师师长周士第、党代表李硕勋察看了素有”得此控闽赣,失此失潮汕”之称的三河坝地形,发现部队驻地汇城位于韩江之西,敌进犯时,将背水作战,于是,决定把阻击战阵地放到韩江对岸,命令部队移师对岸的东文部、笔枝尾山、龙虎坑、下村一带,挖掘战壕、构筑工事,凭借韩江天险重创敌人。10月1日,三河坝的起义军与多于数倍的敌人恶战,当天夜晚,敌人抢夺民船多次载兵强渡,起义军采用”半渡而击”的战术,打沉了许多敌船。2日,数路敌军从几个方向同时发动强渡,被击退后,又调集大量机枪和追击炮,组织火力掩护渡船,继续发动猛烈攻击,起义军一面射击敌船,一面反击已经登岸的敌军,与敌人展开极其激烈、艰苦的争夺战,有的阵地失而复得不下数十次。激战至3日下午,敌人借助援兵黄绍竑部、江面浓雾和密集炮火,渡过了韩江,占领了起义军阵地南部的制高点和北部的阵地。在敌众我寡、弹少援绝、三面夹攻之下,为了保存实力,指挥部决定”次第掩护,逐步撤退”.25师75团第3营留守笔枝尾山,掩护部队转移。4日凌晨,蔡晴川营长率领第3营迎来了三河坝最惨烈的一战。敌人以炮火狂轰滥炸笔枝尾山,一万多敌人四面包围阵地,3营勇士们,打完最后一颗子弹,甩尽最后一颗手榴弹,跳出战壕,与敌人展开肉搏战。除极少数幸存者外,全营200多名勇士,全部壮烈牺牲在笔枝尾山。三河坝战役异常惨烈,据1927年10月18日《新闻报》报道:”此次国共两军恶战,为从来所未见。”起义军待敌船将靠岸,”始开枪射击,全船军士连船夫尽遭击毙。现韩江两岸,死尸遍野,野犬食人肉,彻夜嗥叫,如同鬼哭。土人将尸骸曳之投河,河之为塞。七日,潮州湘子桥面一日之间捞起漂尸六百具”.敌我双方伤、亡惨重,”消灭敌人一千多,……我们也伤亡好几百人”.三河坝的八一起义军,胜利完成了阻击和牵制敌人、掩护主力进攻潮汕的任务。

  二、三河坝战役是八一起义军一部、广东党组织、当地农军和民众共同抗击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光辉范例

  南昌起义爆发后,中央指示广东省委立即发动全省秋收暴动,以全力在东江接应南昌起义军。8月4日,中央发信给广东省委:”粤省委即刻以全力在东江接应”,并应设法与前敌委员会”互通声气以便进行”.同时还强调”我们军事的成败在此一举。请粤省特别注意,并迅速进行为要。”8月22日,中央又致函广东省委:”东江须立即开始广大的暴动,发表政治的口号为叶、贺内应。”8月中旬,根据中央指示,广东省委立即派出共产党员赖玉润、蓝裕业、罗伯良和王克欧、叶浩秀等前往潮梅工作,接应起义军。9月下旬,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亲赴汕头,领导潮汕地区的工农暴动,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和中央关于抛弃国民党旗帜,建立苏维埃的决定。当起义军南下广东的喜讯传来时,广东人民欢欣鼓舞,纷纷参加农军和赤卫队。东江各县潮阳、普宁、兴宁、海丰、陆丰、梅县、五华、澄海等县党组织在起义军到来之前,纷纷举行武装起义。大埔县是起义军入粤的第一站,大埔党组织两次指挥工农群众攻占县城,并发动了百侯、高陂、湖寮等地暴动,建立了县区革命政权,全力策应起义军。根据中共中央致函广东省委的”须立即派出原路交通(步哨)与贺、叶通消息并为之作向导”的指示,9月上旬,起义军进至福建上杭时,潮梅地委立即派出大埔藉党员前往迎接起义军,组织农军为先导,引军入埔;大埔党组织动员革命师生和工农群众在沿途设立接待站,筹集物资,”争献茶水和食物,并为大军挑行李”.起义军进人大埔后,朱德和贺龙、李立三、彭湃等领导人,根据大埔国民党右派”四·一五”反革命屠杀,革命受挫,群众情绪较为低下的特点,继续高举南昌起义”武装反抗国民党”和”土地革命”的旗帜,把帮助地方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协助建立工农革命政权,贯彻土地革命精神作为己任。

  在县城,起义军派出工作队、宣传队深入发动群众,颁布《土地改革纲领》,查封国民党首领家产,处决反革命分子,广泛张贴《告革命同志书》及”打倒蒋介石”、”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等革命标语,并帮助健全了大埔党的领导机构,任命大埔县工农革命政府正副主席。朱德和李立三、彭湃等还在养育堂的宅院里召开党、团员、农民自卫军、农会会员代表会议,并赠送大埔农军一部分枪支,”贺叶大军南下,经过县境,沿途发给各农会枪支约有二百多条,又从叶挺将军处领到枪支八十条,号召群众拿起武器,开展武装斗争。两天后,朱德率25师等部一进入三河坝的汇城,就及时贴出《安民告示》和各种宣传标语。朱德还亲自在汇城南门外大沙坝举行军民联欢会,揭露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屠杀工农的罪行,宣传南昌起义的性质及起义部队的纪律。韩江两岸群情振奋,群众”把起义军看成是自己的军队”.”年轻小伙子,积极要求参军。男男女女。都拿起±枪、土炮、土铳,以及鱼叉、大刀、红缨枪,组织起了农民军。”朱德积极支持农民群众的革命活动,发给了三河坝农民自卫军一部分枪支弹药,并且多次给他们讲战术,使农民自卫军迅速成长壮大。

  东江特委委员、工农革命军副总指挥郭瘦真等,也按省委部署,在三河坝设立东江工农革命军副总指挥部,调动工农革命军配合起义军行动。大埔县委派出人员驻在25师师部。经常互通情报,提供后勤支援。三河坝战役打响后。以大埔工农军第一团和东江工农军一部配合起义军抗击敌人,大埔县委、县工农革命政府和各区乡组织,纷纷组织力量前往支援和参加战斗,组成了侦察队、向导队、宣传队、后勤队、担架队,探听敌情、送信、运输粮食、物资,搬出各地祖尝谷充作军粮。许多人还冒着枪林弹雨抢救伤员,送饭运弹,带路转移。周士第后来回忆道:”在战斗中,当地农民武装一百多人在龙虎坑、笔枝尾山、梅子崠与我们并肩战斗,共同杀敌。他们有些人在战斗中负伤,光荣牺牲。在战斗进行中,有些农民还燃放鞭炮,帮助我们,迷惑敌人。”广东党组织、当地农军和民众为支援起义军坚守三河坝打击敌人作出了贡献。

  三、三河坝战役是朱德率领的八一起义军实现革命战略由城市到农村、军事战略由正规战到游击战转变以及开辟中国革命新道路的重要转折点

  从三河坝撤离的起义部队,于10月5日撤至饶平茂芝,6日晨,潮汕突围出来的起义军20军第3师教育团参谋长周帮采和该师教导团连长粟裕带领在潮州突围出来的起义军数百人到达茂芝与朱德所部会合,传来了叶、贺主力在潮汕失利的消息。朱德说,当时这支部队”由三部分拢在一起,有周士第的一部分。有潮汕撤出的一部分和我原来指挥的一部分,七零八落,没有组织”,”共约二千余人”.部队在饶平地区的处境是极端险恶的。在外部,四周有5个多师四万多敌军虎视眈眈。在内部,与上级完全失去了联系。得不到任何指示,无供给,无援军,军心涣散。面对着这种危机局面。部队在茂芝召开了军事会议,朱德认真反思南昌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认为”起义军主力虽然失败了。但’八一’起义这面旗帜绝对不能丢,武装斗争道路一定要走下去。现在的情况是,反革命军阀部队已经云集在我们周围。随时都可能向我们扑来,我们必须尽快地离开这里,甩开敌人重兵,摆脱险恶的处境,否则我们将有全军覆灭的危险。”他以求实的革命精神,作出了摆脱强敌,绕道闽南向湘粤赣边农村找立足点的决定,即”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的正确战略决策。这与当时党中央的决策是不一致的。当时的中央,还没有认识到必须根据大革命失败后阶级力量对比的实际情形,避开敌人的优势,发挥自己的优势,用革命军队去支持农民土地革命。实行武装斗争与农民运动密切结合,到农村去建立根据地的重要性。而是只想早日打到广东,再行北伐。中央大约在10月上旬,还致信给南方局和广东省委,指示要极广泛的尽可能的发动农民暴动,强调”此等暴动农军应取积极的进攻策略——东江固然重要,而南北亦须起来,以围攻广州为主要目标。””叶、贺军应与农民军合起,直奔广州,沿途不能濡滞观望。””广州城内,即须准备暴动,勇猛的号召工人、手工工人、一般贫民起来夺取驻军警察武装。”中央在信中还特别指出:”上述的农民暴动的大爆发,即使贺、叶完全败退(如报载回闽消息)。也须积极进行。”结果起义军在向广州进军中遭到了失败。

  事实证明,试图重走北伐战争的道路在当时的情况下是行不通的,革命势力要以大城市为中心与反革命势力较量也是不实际的。后来领导南昌起义的周恩来也认为,部队”南下广东,想依赖外援,攻打大城市。而没有直接到农村去发动和武装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这是基本政策的错误。”出现这种错误也不奇怪。在这以前,中国共产党只有过从广州出发进行东征和参加北伐战争那种以占领重要城市为目标的正规军作战的经验,还没有认识到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朱德用自己坚定的政治信念、深邃的战略眼光决定”我们应当到农村去,不应当去打大城市”.从而开始了继秋收起义后三河坝战役的八一起义军由城市转向农村革命道路的探索与实践。

  此后,朱德根据在艰苦转战中部队严重减员的状况,在安远县天心圩初次提出了部队”打游击”的设想。当时朱德分析了敌我形势,明确指出,我们应该到农村。依靠广大的农民,”打游击战”.朱德的设想并非心血来潮,而是参加革命前就有关于游击战的实战经验,朱德从1911年辛亥革命开始的十年中,就有了游击战的实践经验。在三河坝时,朱德就暗下了”准备打游击战,不再打正规战的决心”这对一贯只会打正规战的起义军来说是一个军事战略的转变。在新的形势下,不实现这个军事战略的转变,起义军就难以保存并发展。11月上旬部队到达崇义县上堡地区,朱德抓住时机着手解决军事战略转变问题,他亲自讲课,作示范,讲”以少胜多”,讲”不能和敌人硬拼”.”注意避实击虚的游击战术”.”提出了新战术问题,主要是怎样从打大仗转变为打小仗,也就是打游击战的问题”,同时将部队接连、排为单位分散活动,宣传和组织农民群众打游击,”从此以后即开始转入正确的方向——游击战争的方向。不是采取过去占大城市的办法,而是实事求是,与群众结合,发动群众起义,创造革命根据地。战术也变了,有把握的仗就打,没有把握的仗就不打,不打就’游’.方向正确,革命力量就能存在,而且还能得到发展。”从此,三河坝战役的八一起义军在军事战略上开始了从正规战到游击战的重大战略转变。

  实现由城市到农村、由正规战到游击战的转变,对起义军而言可谓困难重重。因为这支部队的大部分是北伐时的叶挺独立团,指挥员大多出自黄埔军校,善于指挥打正规战;战士都参加过北伐战争,打的也是正规战。这支部队就是靠一套正规战的战略战术打出了”铁军”的威名。南昌起义及南征,也是正规战。而且一贯是从一个城市打到另一个城市。因此,要实现从城市到农村,从正规战到游击战的转变,极不容易。但是经过朱德、陈毅艰苦的工作,多方面的努力,终于实现了这个转变。在和上级指挥机关失去联系后,部队由朱德、陈毅率领,避开强敌,经福建平和,折回大埔北部,再北上永定、上杭,于赣、粤山区站稳了脚跟,正如朱德所说:”我们从南昌起义后,经过三个月的行军和作战,直至转到上堡后,才算稳了脚。”朱德、陈毅在斗争中逐步认识到武装斗争与农民运动相结合的重要,决定向地势险要、农运基础较好的湘南进军。在湘南发动群众,举行暴动,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政权,发展地方武装,扩大革命军队。1928年初部队进入湘南,在十多个县掀起了巨大的农民革命风暴。湘南起义后,部队支持湘南特委和各县县委建立了宜章、郴州、永兴、资兴、宋阳、茶陵、安仁等县苏维埃政府,并于3月中旬成立了湘南苏维埃政府。部队还配合特委开展土地革命,在永兴湘阴渡搞”插标分田”试点,迅速在湘南掀起了土地革命高潮。部队应各县的要求,帮助建立了工农革命军第三师、第七师、第四师和两个独立团。由此可见,这是朱德率领的起义军一部继秋收起义后,退向农村,与农民运动相结合,求得发展,转败为胜,探索”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又一实践。

  四、三河坝战役后起义军经过”赣南三整”,为党和中国革命保存和培养了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

  三河坝战役的八一起义军和进占潮汕失利的部队会合后。在朱德、陈毅领导下,逐步将成分非常复杂的部队改造成为一支人民的军队。总的来说,这支部队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北伐战争,尤其是南昌起义的锻炼,是一支革命的武装,但是,它的基础是旧军队,还保留着旧军队中固有的那些不良制度和不良作风。在政治上,党对军队的领导非常薄弱。在组织上,部队的成分非常复杂,虽然大部分是贫苦农民出身,一部分是革命知识青年,但兵痞、流氓也占一定的数量,在思想作风上,军阀主义习气相当严重。当时。领导这支部队的朱德在部队中的地位不高,而且大部分不是他亲自带领的队伍。正如陈毅所说,当时”也没人听他的话”.在茂芝军事会议后,部队进行略事整顿,10月7日出发,艰苦转战粤闽赣湘边界。16日,部队到达闽西武平县时,又与尾追的敌第18师打了一仗。第二天,在武平县城西北的石径岭又与土匪进行遭遇战,继而进入赣南。转战途中,由于军心十分不稳,加上后有追兵,前有土匪阻路,尽管政治思想工作不断加强,然而,部队的人数还是不断减少。”严酷的斗争现实,无情地考验着每一个人。那些经不起这种考验的人,有的不辞而别了,有的甚至叛变了。”一些起义军的官兵纷纷离队,”不仅有开小差的,还有开大差的,有人带一个班、一个排,甚至带一个连公开离队,自寻出路去了。”部队面临着即将溃散瓦解的局面。到达安远天心圩,部队只剩下1500多人。这时,朱德挺身而出,召开全体军人大会。他首先根据革命自愿原则。宣布:愿意继续革命的跟我走,不愿意的可以回家,不勉强。他给部队讲形势,谈前途,增强部队继续革命的信心。他说大家要把革命的前途看清楚,”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等于一九○五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一九○五年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是黑暗是暂时的,到了一九一七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现在也是黑暗的,但是黑暗同样遮不住光明,只要能保持实力。革命就有办法,革命就能够成功。”73团政治指导员陈毅,74团参谋长王尔琢也表示坚决与部队在一起奋斗到底。陈毅也诚恳地开导大家说:”我们大家要经得起失败局面的考验,在胜利发展的情况下,做英雄是容易的,在失败退却的局面下,做英雄就困难得多了。只有经过失败考验的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经过这次整顿,又走了三、四百入。虽然队伍大大缩小了,但留下来的大多是自愿革命的精华,有不怕牺牲的决心,使面临瓦解的队伍,又重新振作起来,质量也明显地提高了。10月底,部队到达大庾。其时,粤、桂、湘军阀发生混战,无暇顾及尾追起义军。朱德、陈毅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对部队进行了整编,重点是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撤销了虚有其名的军、师建制,把剩下的八百余人编成一个团,取用”国民革命军第五纵队”番号,朱德任司令,陈毅任指导员,王尔琢任参谋长。在建制改编的同时,进一步加强了党对部队的领导,整顿都队的党团组织,重新登记党团员,并吸收了一些新党员,成立党支部。统一调配党团员的力量,派遣党员到各个连队担任指导员,改变了北伐战争时党只管政治工作的制度。11月上旬,部队来到崇义县上堡地区,这里群众基础和地理条件都便于部队隐蔽活动。部队进行了整训,重新确定了部队的任务,除了打仗外,还要在农村做群众工作,发动农民闹革命,组织群众打土豪,分粮分财物。朱德说:”我们经过这次整训,部队走向统一团结了,纪律性加强了,战斗力也提高了。”经过与同时期毛泽东进行的”三湾改编”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理想、制度、纪律这三个环节为重点的”赣南三整”.朱德、陈毅为党和中国革命保存、培养了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并于1928年4月28日在江西砻市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会师后,部队人数超过万人。计有”朱部二千余人。湘南农军八千余人,毛部千余人,袁王各三百人”.朱德率领的部队成为井冈山工农红军的主力之一、中国革命复兴的火种,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壮大、巩固奠定了武装力量。参加井冈山早期斗争的谭震林说过:”留在三河坝的那部分力量假如不能保持下来,上了井冈山,而井冈山只有秋收暴动那一点力量,很难存在下去。”参加三河坝战役保留下来的起义军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的基础、战斗力的核心。

  五、三河坝战役鼓舞了当地人民的革命斗志

  三河坝战役对大埔的革命和武装斗争发生了重要的影响。鼓舞了大埔党和人民的斗志,坚定了革命的信念。起义军撤离大埔时,大埔部分革命人员要求随军,朱德在地方干部会议上说:”你们是当地革命的种子,不能随军走开。此后革命工作虽然艰巨,只要同志们有信心、有决心,处处为群众谋利益。胜利终属于我们的”.这次会议使党员、干部认识到革命的艰巨性,稳定了情绪,振作了革命精神,树立了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三河坝战役的起义军留下了李井泉、黄让三、李西庭、李友桃、张华登等军事人才及一批伤病员,作为大埔的武装骨干,增强了地方的武装力量。起义军离埔后,反动派反攻倒算,镇压革命,大埔县委和起义军留埔人员及农军主力转移到埔南山村,继续坚持革命斗争。11月,大埔县委以起义军留埔人员为骨干力量,成立东江工农革命军第十五团。12月下旬,大埔县委会议上起义军留埔人员黄让三的讲话,使党员干部进一步明确了发动群众,掌握枪杆子,开展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决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到武装斗争上来,掀起武装暴动的新高潮。1928年春季,起义军留埔军事骨干指导和带领工农革命军第十五团和岭东瓷业工人、学生及埔南、埔西赤卫队500余人。再次举行了震动韩江的高陂年关暴动和第二次百侯暴动,全县相继举行武装暴动20多次。第十五团和赤卫队也在战火中发展壮大,第十五团扩编为东江工农红军第四十六团,并且成立了四十八团。党团员积极参加组织活动,工人农民纷纷踊跃重新加入工会和农会组织。原有的党员、工会、农会、妇女、学生等组织基本恢复。

  1928年春,大埔县委改组时,起义军黄让三当选县委委员,李友桃任上东区委书记,改组后的县委遵照周恩来、朱德的”要发动群众”的指示,在开展武装斗争的同时,”扎根乡村,深入发动群众”,发展党员团员及各种群众组织。黄让三、李友桃等人协助组建了埔北、上东、埔南等区区委和十余个党支部。到1928年冬,全县建立了埔北、三河、大麻、高陂等中共区委,党员多达三、四百人。党团和群众组织的重建和发展。为大埔革命斗争作了充分的组织准备和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1928年夏秋间,大埔的革命武装参加了声势浩大的梅县畲坑、丰顺县城的大暴动,与闽西和东江的大南山、八乡山的革命斗争遥相呼应,实行土地革命,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

  三河坝战役是胜利的失败,是失败的胜利,是黑暗中的曙光,虽败犹胜、虽败犹荣。三河坝战役的八一起义军纠正了南昌起义的历史局限,丰富和发展了南昌起义,是毛泽东为代表的”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思想理论形成与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这场战役,起义军保留了有生力量,撤播了革命火种,积累了年轻的没有经验的党和人民军队进行军事斗争的经验,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影响党和红军历史命运的朱德与毛泽东的井冈山会师,使中国革命武装斗争揭开了新的一页。

(本文作者为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副教授)

(来源:《广东党史》2007年.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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