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毁了我哪些三观

用超预期的底薪+奖金+加薪+股票分红 ——撕毁原有价值观:国有企业比私营企业好!

我上高中时,去同桌家玩,得知他们家房子已经买了,大多数钱都是中电十四所他爸爸单位解决了。当时,全国都在搞房产改革,南京房改房是“天价”800元/平方,因为我家门口工厂“南京钟表材料厂”下岗工人的下岗补贴是168元/月。

当时就暗下决心:一定要去研究所!能分房的那种。

所以,在一个少年的心中种下了国有企业好!研究所好,比外企还好 的种子。工资高不高不重要,送房子才重要。

所以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就一个心思:要去研究所,对华为不屑一顾。

当时,对广东同学(外号:肥婆)跟我说的一句话,非常费解:他说我就想去华为,其他地方都不想去。最后他也如愿很快去了华为。

我们同学大多数去了运营商,华为中兴等等,只有我去了研究所,杭州的这个研究所也真的是有解决住房的政策,去年在均价2万多的地块,售价仅几千。

虽然通过单位解决住房,能够帮助到年轻人。我觉得还是多劳多得,多发工资年终奖,多分红,然后自己去选择,这样更带劲点。

我是在研究所工作了三年,之后去华为的。去的原因很简单,买了房子,我需要一个每个月能让我还房贷比较轻松地工作,当时只有华为愿意给我那么钱。其他公司,比如现在在杭州做的还挺不错的三维通信、利尔达、聚光我都去面试了,但是虽然通过了面试,但是都舍不得给我想要的数字。后来去华为面试之后,第一次见到:入职通知的工资通知是高于我自己要求的期望工资的数额。

我的职业经历就是:国有企业→大型私营企业→创业板企业→新三板企业→自己做个体户

在传统眼光看来是一步步走向沦落,在走下坡路。

但是机遇与风险并存:收益与风险往往成正比。也许收入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追求我自身对收入可控性。

相对来说,当初去华为,绝对收入高是初衷;但是进去之后,感受到:与贡献与水平相挂钩的收入体制,才是更具有吸引力。

所以,我们年轻人在选择工作时,往往都是关心“底薪”多少?我觉得你们应该关心“顶薪”多少?

所以传统的观念认为国有企业好,是因为:底薪好——底薪高,且有保障。但是我们已经脱离温饱,奔小康了,底薪已经不重要了。多问问机会在哪,而不是问保障在哪里。

在华为期间,我就很少听人谈及情怀。

有的领导曾多次说:大家来华为,包括我自己,就是来赚钱的。加班是辛苦,但是有钱赚啊。其他的,一概都是扯淡。

这话听来糙,但我现在觉得,的确是真理。

对中高层核心员工,或许还可以谈谈愿景、战略、职业规划,但对大多数基层员工,这太远太飘了。

有能力给钱,甚至能给超出他们预期的钱,这才是一家公司最能体现情怀的地方。

设定一个高远的目标先,然后分解出如何实现的措施——撕毁原有人生观:判断自己的能力再设置目标。

见过一次任正非本人,远远地看着。公司当时搞奋斗者大会,老板在上面讲话,几句话记忆深刻:“一百年以后,你们可能还活着,我可能已经死了”。

我第一反应是好严谨啊,一句话说的都是可能性而已。

第二反应是,他已经想到了100年以后的事情。

第三反应是,他是一种动态思维考虑问题,考虑了人的寿命可能随着时间发展会越来越长。再过一些年,能活个200岁以上可能真的不是事。

这次讲话的重点,大致意思就是:如果你好好发展,坐老板的位子也不是不可能,不要去贪污,贪污几百万,与你未来的伟大前途相比起来,根本不值得。

自然当时我没有几百万,当时对这种言论肯定是:呸,不屑一顾。

为什么会不屑一顾呢?因为老板拿来诱惑的事情是 在那个巨无霸公司做到顶级的位置,对我一个刚入职的小年轻来说,太遥远。

可是经过这么多年,我们可以看到身边的一些普通研发人员,在其政治能力、工作能力、领导力超强的情况下,真的在十几万的员工中脱颖而出,坐到产品线总裁的职务。

我当时的工号是14万号,我在入职的时候,有个座谈会,供应链的一个领导回答问题。我当时的问题就是:都14万号了,我们还有屁的机会。我看着报到的人数那么多,我就想转身就走。

这位领导说的是:“我刚入职的时候是3千多号,我跟你想法一样,我也觉得没有机会了。只要你是新来的,你都会觉得没有机会。这个机会取决于你所在的这个组织是否有活力不断发展和变得更庞大,在变大的过程中,是否对选择有能力的人进行提拔,而不是选来的时间长的人”。

鲨鱼能长多大?鲨鱼能长鱼缸那么多!当饭店里的鲨鱼丢到海里的时候,鲨鱼才能继续生长,生长到生理极限。

所以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要,破除内心的那个鱼缸。

华为讲狼性,狼性就是一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华为是中国企业“狼性文化”的缔造者,狼性文化贯彻华为成长的全过程。华为成立早期,对手主要为爱立信、诺基亚、西门子、阿尔卡特、朗讯、北电网络等百年企业,实力强劲,华为只能望其项背。

        狼性并不能狭隘的是指不择手段,而是一种执行有力,使命必达。要想使命必达,则不能循规蹈矩。

        在使命必达的过程中,自然就是前面说的不能给自己设限制。这时候你不由得催生你的逆向思维。在研发,我们都是由项目目标倒推,项目计划,而不是按部就班地制定一个人人都能做到的项目计划,慢慢执行。同样,销售人员,首先制定的是销售目标,然后分解目标。

        每个人的绩效承诺,都不是根据自身能力进行设想制定的,而是根据部门的任务分解下来的,每个部门领导的任务是由产品线分解下来的,每个产品线的任务都是公司分解下来的。

这种逆向思维在华为无处不在,这是一种舍我其谁的霸气。这种霸气就是任老板,传染给整个公司的。

早几年,余承东说要做世界第一,罗永浩说要做世界第二时,很多人笑了,两个傻逼。现在,应该没有人笑前者说大话,吹大牛了吧?区别在于余承东在一个使命必达的平台上去践行自己的理想和理念。

很多公司做预算时,一直是给下属安排任务,这就等于是逼着下属去做。

而华为恰恰相反,只有一个规定:首先给他一个工资包,他想拿多少工资,按比例倒推出去他的任务。

比如:给他100万的工资包,他那的是20万的工资,那么他必然会为这30万去想办法完成业绩。

华为强制性规定给核心员工加工资,从而倒推他要完成多少收入,每年完成任务,给前10名员工加20%的工资,每超额完成10%的,在增加10%比例的员工,此外,即使部门做的再差,也要涨工资、不过可以减人!

所以很多企业经常犯一个错误:部门业绩越差,就越不给员工涨工资,结果不涨工资,一部分优秀的员工肯定是要走人的、剩下的这些人都是一群混日子的。

对与中小企业而言不能像华为一样每个员工涨工资,但是你可以让你的核心人员涨。

这种情况下核心产出职位薪酬要增加成为必然、总是要留着核心员工,给少数游戏人员涨工资,来倒推你的任务,这就是增量绩效管理。

任正非毁了我哪些三观

华为的绩效管理是减人增效,一个企业的最好状态是让一个人干很多事,不养闲人。

所以就要减人增效。这是绩效管理的首要任务。

以上虽然在很多女性看来不是什么正向的价值观,可能老板说的也是气话。为了工作抛妻弃子我也是不赞成的,但是,可以看到其做事的魄力、目标感、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思维方式。你仿佛看到了一个战斗状态的勇士,为了攻击,不在乎自己受伤的猛士。

任正非毁了我哪些三观

凡事倒着想——原有世界观:正向的思维方式

以前在华为公司的时候,如果有人崇拜任正非,我会觉得这个同事好没有出息,没事就跪舔老板。

现在离开之后,一直觉得能把公司做成那样真的是有两把刷子。不仅感慨其战略眼光,更感慨他能用他独特的思维方式,想到别人想不到的,看到别人看不到的。

关于商业机会的逆向思维:

在前一段时间,华为连续被拒绝,被退单,被质疑,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向华为走去,不过这并不影响华为的发展,其中华为的掌舵人任正非先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曾经表示,我们强大别人嫉妒是常态,我们要勇于在困难中寻找出路,他们越是为难我们,说明我们越强大,这样的压力只能让华为更加努力。

看到华为在5G的道路上走的艰难,到处都是排挤和为难,很大一部分人都开始支持华为,拥护华为,都在声讨美国,这样那样的。其实我们用逆向思维来考虑美国拒绝华为这件事情的话,其实是有益于华为的发展的。华为本身在世界上的名声就很小,美国这样一说,更多的国家认识到了华为。

任正非毁了我哪些三观

世界上的一些国家都开始关注华为的5G技术,前一段时间5G网速的测试,华为的5G技术排名第一,这样一来很多的国家开始认可华为的5G技术,为华为带来了更多的订单。再就是国内的群众纷纷购买华为的手机和其他的电子产品,让华为的名声响彻了中华大地,同时也让全世界都知道了华为,所以说美国是推动华为发展的“帮手”。

关于是否上市的逆向思维: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华为肯定不会上市,资本市场都是贪婪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不上市成就了华为的成功。”任正非坚持不上市的这一观点,可谓与科技行业的做法大相径庭,许多科技企业正是借着上市的东风,才实现发展壮大。

在任正非看来,西方市场资本的“贪婪”本质会损害华为的长期发展,“传统经济学中的大量理论宣称,股东拥有长远视野,他们不会追求短期利益,并且会在未来做出十分合理、有据可循的投资。但是事实上,股东是‘贪婪的’,他们希望尽早榨干公司的每一滴利润。”

在美国打压中兴的时候,提出:向美国学管理

2018年4月20日,也就是中兴遭受美国政府制裁4天后,华为公司董事、高级副总裁陈黎芳在华为新员工座谈会上说道:“大家关心世界格局,现在网上看到的各种信息也很多,我想把任总最近和我们团队分享的话也分享给大家:‘我们要正视美国的强大,看到差距,坚定地向美国学习,永远不要让反美情绪主导我们的工作。在社会上不要支持民粹主义,在内部不允许出现民粹,至少不允许它有言论的机会。全体员工要有危机感,不能盲目乐观,不能有狭隘的民族主义。’”

在特朗普打压华为的时候,提出:感谢特朗普为华为做广告

极致的忧患意识撕毁我的对忧患意识的认识。

本以为忧患意识就是,知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不是那么太安乐,以为就是忧患意识了。

有个同学,在华为一直混的都不错,每次一聊工作情况,就一句话:我要被公司干掉了。他虽然总是这种无时无刻把自己立于危险境地的心态(性格使然),但是他的绩效总是最好的那一档。

这也是一样的,任老板总是讨论着公司生存下去,实际上公司发展一直都很好。

老板总是在夏天想到冬天,总是在冬天想到更严酷的冬天,但是能在冬天里面发现和寻找机会。

让我们重温《华为的冬天》中的一段话

“这三年来的管理要点讲的都是人均效益问题。不抓人均效益增长,管理就不会进步。因此一个企业最重要、最核心地就是追求长远地、持续地实现人均效益增长。当然,这不仅仅是当前财务指标的人均贡献率,而且也包含了人均潜力的增长。企业不是要大,也不是要强,短时间的强,而是要有持续活下去的能力与适应力。”

看任正非的自述,也可以理解他为什么那么有忧患意识:

我44岁的时候,在经营中被骗了200万,被国企南油集团除名,曾求留任被拒绝,还背负还清200万的债,妻子又和我离了婚。

我带着老爹老娘弟弟妹妹在深圳住棚屋,创立华为公司,我没有资本,没有人脉,没有资源,没有技术,没有市场经验,我唯有勇敢向前,我用了27年把华为带到了世界500强,行业世界第一的位置。

我不觉得跌倒可怕,可怕的是再也站不起来。

领导力是自然形成的——撕碎原有世界观,职位是安排的,靠法律去保护的

2017年销售收入超过6000亿元,这比阿里和腾讯的收入总和还多,华为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一民营企业!

而让人意外的是,华为教父任正非从来没有成为过中国首富,甚至连富豪榜前100名都没进过。

任正非毁了我哪些三观

原因很简单,任正非在华为的持股比例太低,只有1.4%。如果华为估值2000亿美元,任正非的财富也只有30亿美元,不到马云和雷军的零头。

不过让人奇怪的是,为什么任正非在华为只有这么一丁点股份,却能够牢牢把控华为,是华为教父式人物,难道不怕被其他股东联合推下去?

主要原三个原因:

一是因为华为的股权设计很科学,虽然任正非只占有1.4%的股份,但其它的都是员工持股非常分散,而且员工持股不能交易不能投票只能分红,这永远保证了任正非的大股东地位。

二是任正非对于华为来说,就好像是乔布斯之于苹果。一个企业,一个品牌,一个团队,它最重要的核心是它的文化氛围和价值理念。而任正非为华为灌输了具有他鲜明特点的价值理念,也就是说华为深深的打上了任正非的烙印。

三是华为的股权结构决定了华为很难走上市之路,如果没有二级市场的股权交换通道,任何人很难通过改变华为的股权结构,取代任正非的位置。

任正非不仅是华为的教父,在中国企业界也是一个传奇,值得每一位中国人尊敬。

任老板,不是董事长、不是总经理、不是最大的股东,但是他是自然的领袖。如同当年毛泽东,一不靠苏联,二没有背景,三没有兵权,为什么能成为领袖?

美国人谢伟思在1971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在延安时,我常常向中国共产党的朋友们询问为什么毛泽东能够成为公认的领袖。得到的回答是“他目光远大”。

一样的,任正非也是,因为他确实看得远。

当华为做到三百亿美金的时候,大多数人想的是如何做到三百三十亿,老板想的是如何做 三个三百亿。

来源:硬件十万个为什么,本文观点不代表自营销立场,网址:https://www.zyxiao.com/p/103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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